——原載二○○四年九月號《台灣文學館通訊》第五期





是啊，故事究竟該從哪裡開始呢？



這一刻，我似乎想到該向誰致敬的，那些我所尊敬的小說家們——弗蘭茲．卡夫卡、賈西亞．馬奎斯、米蘭．昆德拉、安東．契訶夫、三島由紀夫、余華、蘇童、駱以軍——當然還有更多更多，那些已死的或活著的，誠如加拿大小說家瑪格莉特．愛特伍在《與死者協商——談寫作》一書所說：


「所有作家都向死者學習。只要你繼續寫作，就會繼續探索前輩作家的作品，也會感覺被他們評判，感覺必須向他們負責……所有作家都必須從現在去到很久很久以前，必須從這裡去到那裡。」



我總會感到一絲絲的羞赧與心虛，因為這一刻，我竟一心一意地想起了周星馳的《食神》——在免費送出一碗爆漿撒尿牛丸後，他笑著對雙刀火雞和鵝頭說：「吶，這不就做成第一筆生意啦？距離上市集資也就跨近一大步了！」


過多的歧義與理論，在在告訴我們當代寫作的困難度與崇高性，諸如《小說的藝術》、《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悠遊小說林》、《小說理論》、《小說稗類》……意志力稍微薄弱的作者，往往鑽研於各個學派而不知伊於胡底；即便認知堅強的寫手，寫到最後，也難免忘卻當初動筆的純粹與快樂，稍一不慎，就淪為喃喃自語的「肚臍文學」。


為此，我不免努力回想，從一九九六年面對電腦開始寫稿的瞬剎，存在我腦海中的第一個念頭究竟是什麼？我為什麼寫小說？我打算寫什麼小說？我適合寫小說嗎？小說怎麼寫？小說真是所謂「無敵」嗎？


從未認真思考過這樣的問題。


最初的時候，只覺得模模糊糊想說一個故事（許多年後，我們也被告知，故事與小說的不同）——好不好看、有沒有人看——都不在考慮之中，比較趨近於乩童起乩的形式，胡亂地想抓住點什麼，拿起九環刀便往身上一陣猛砍，看見血就忍不住瘋狂，總覺得能夠操縱真實世界於筆下，是一件足以自我膨脹與手舞足蹈的事。


那時候，流行各式各樣的學說：後設、後現代、存在、寫實、魔幻、同志、性／別……懵懵懂懂的，以為能夠說上一、兩句術語，彷彿就高人一等，於是趕流行地寫下「永遠需要洗澡的男人」、「我的貞操比白天長」、「永遠活在輪子底下的傢伙！」，那樣彼時自以為是，而今看來滑稽唐突到不行的小說，殊不知，宛如一個人衣服越穿越厚，越厚越笨重，最後連同跑步的輕盈也一併失去了。



然而，如何能夠躲過理論與他人的眼光？



那些形同鬼魅的巨大闇影，即使到了這一刻，依舊像心上揮之不去的夢魘，迫使我們思考：這樣寫有沒有人理解？編輯會不會採用？甚至揣想：會不會得到文學獎？會不會賣到第二刷？


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時空與人事之後，真正落實到現實世界裡，小說居然像一則完全使不上力的嘆息！「文學獎」與「副刊」的迷思牢牢盤鋸在我們心口，但影響力卻變得如此薄弱，面對發表空間極度壓縮、閱讀人口大量流失，以及文學市場導向化的日益明顯下，我不知道其他同世代的創作者是否也感到納罕：嚴肅小說還有讀者嗎？誰還看嚴肅小說？我們的嚴肅小說比起前世代的作者更具深度嗎？


面對「小說無敵」這個主題，我一方面感到無比勇氣，一方面卻又憂畏不已地回顧往昔以迄今日的一切，這些年來，我對於小說的認知提升了嗎？那些寫下的故事好看嗎？有人看嗎？我如何能夠理直氣壯地告訴我的朋友們，「欸，我辭職了，我要來去寫小說維生囉」？



對於現實世界的快速變動與爆炸資訊，網路空間的便利性與無奇不有，使得當代小說寫手感到困惑與興奮，更遑論置身在「小說家讀者」當中，我是唯一一位「尚未」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的作者——雖說出版一本書在這一刻的惡劣環境裡，未必能夠代表些什麼，卻總覺得也該藉一次行動、一次集結，來檢視那些逝去的年歲與創作底蘊。



儘管這一刻，我的心中還是忍不住浮現了周星馳的樂觀：



「吶，這不就距離□□跨近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