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15 10:23:34雷斯
在捻熄理想之前
陳芳明 轉自聯合報副刊92年1月8日持續二十年耕耘，已發行二○七期的《文訊》雜誌，在台灣知識界一片叫好聲中，最近又面臨停刊與否的窘境。 《文訊》能不能存活？不僅是原本支持它的國民黨該思索的，也是台灣價值抉擇的一個課題。「文訊震撼」數見於近日報章，雖陸續傳出換手、轉型的佳音，然而《文訊》能否從此奠定長久基業，仍令人憂慮。我們一方面呼籲國民黨堅持這份理想，更期盼台灣官方與民間共同重視這一文化象徵。（編者）
{1}
理想比生命更巨大，比人格還更巨大。失去理想，生命變得渺小，人格更是變得微乎其微。然而，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國家，在這個社會，生命往往是以金錢來折算，人格亦然。至於理想，竟是一文不值。
我閱讀《文訊》月刊，較諸我的同輩還要遲晚。開始閱讀《文訊》，我初識國民黨的文化理想。所有的政黨都庸俗不堪。那種庸俗，從政黨之間計較輸贏的身段就可窺見。使政黨稍具一些格調，唯文化與理想而已。我曾經是國民黨的論敵。在戒嚴時代，我與國民黨徹底劃清界線。解嚴之後，《文訊》的閱讀，使我對國民黨改觀。創辦這份刊物的國民黨，可能未曾理解它在台灣社會中所具備的深刻意義。在營利上，《文訊》並未能為其黨產增加分文；在戰力上，也未能為其選票增加份量。如果國民黨堅持理想必須以金錢來估算，《文訊》顯然不適合置放在黨產之列。國民黨可能還不知道，它之所以沒有淪為俗不可耐的政黨，它至少還能贏得社會上的一些尊敬，正是因為它支持《文訊》的發行。如今，國民黨即將讓這份理想熄滅，不知道它還能擁有什麼？
與一個政黨談論理想，不免引來夏蟲語冰之譏。尤其與一個我曾長期批判的政黨討論理想，更有可能變成兩個星球在進行對話。不過，這份理想即將遭到捻熄時，我應該有充分理由對《文訊》表達恰當的尊敬。《文訊》所放射出來的意義，絕對不是國民黨能夠輕易認識的。這個刊物所代表的理想，不但屬於國民黨，也是屬於整個社會。我可以說得更為精確一點，《文訊》豈止撐起了國民黨的理想格局，而且也撐起了台灣社會的文化象徵。這樣說，絕無絲毫誇張。
{2}
正式造訪國民黨中央黨部，是二○○二年的事。比較抱歉的是，我並非是去拜訪黨內高層人士，而是去探訪《文訊》的文藝資料服務中心。這樣頗具份量的雜誌，究是如何誕生的？我懷有高度的好奇。那時，我正與逢甲大學張瑞芬教授合作編輯《台灣當代女性散文精選》。在編輯過程中，最感苦惱的事，莫過於文學作品之難求。陷於苦難的困境中，《文訊》及其所擁有的藏書，是適時浮現的沙漠綠洲。
戰後女性散文亡佚的情況，比我的想像還要嚴重。在我們編輯的《散文精選》計畫即將接近完成階段之際，這種散佚的情況就更加清楚了。戰後有關任何文學史的書寫，都一律刻意忽視散文這種文類。造成這種偏見的歷史因素，可以說非常複雜。散文的美學評價，從來就很難建立一套完整的體系。它的創作理論，更是眾說紛紜，無法在文學批評範疇中找到立足的基礎。散文研究之所以貧瘠，由此可以推見。散文地位之低落，尚且如此；若是散文出自女性之手，更難在文學史上取得一席之地。在台灣文學研究逐漸獲得「顯學」的艷稱時，女性散文的歷史定位，仍然還停留於塵埃未定的狀態。
我終於覺悟到必須尋找女性散文作品時，許多作家的名字已經成為傳說，甚至有些已全然被遺忘了。至於她們的專書著作，不是散失，便是湮滅。我必須承認，面對史料的荒涼，不能不興起落寞與傷痛。但是，到達《文訊》的文藝資料中心時，竟然發現傳說中的許多作品整排羅列在那裡。在患有嚴重健忘症的時代，已經很少有人知道蕭傳文、徐鍾珮、艾雯的名字。即使是六○年代受人矚目的李藍、蔣芸、張舲菱等人，似乎也隱逝在歷史的迷霧之中。女性散文史的重建，都必須從歷史泥沙中一一鉤沉。當我見證到整排的蔣芸，滿架的蕭傳文完好保存在那圖書館，心中的喜悅頓時膨脹起來。
許多台灣文學研究者並不知道有這些藏書，國民黨高層人士更不知道這些藏書的意義。在藏書中，我也看到完整的鍾肇政、葉石濤與李喬。所有譴責國民黨的本土作家，當可發現他們的作品也很有尊嚴地羅列在書架上。《文訊》的編輯視野能夠日益擴張，就在於它背後擁有豐富的資料。
《文訊》圖書館搜集的作品，可謂兼容並蓄。這是保存歷史記憶的最佳場所，也是開發想像的最佳據點。從五○年代到九○年代，幾乎所有作家都在這裡匯集。隨著台灣文學研究的日益漲潮，《文訊》這份刊物的重要性也漸漸顯露出來。每一位研究生，無論是博士班或碩士班，無不藉助這份刊物所提供資訊。我可以很不輕蔑地說，真正能夠協助研究生的出版品中，國內的任何一份學報或文學雜誌都不及《文訊》的影響力。事實上，類似這種月刊性質的資訊雜誌，在其他國家也很難發現。它不止於提供研究者最新出版消息與學術動向，而且也形塑了一種研究態度與探索視野。《文訊》的效率、準確與豐富，沒有一份學術刊物可以望其項背。
{3}
對於國民黨而言，《文訊》的發行可能是無心插柳。二十年來，《文訊》見證了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它本身也與時代的脈搏同步躍動。新世代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不斷翻滾前進時，《文訊》也未嘗稍止地及時追趕。我還是深深相信，這是一份難得的資深刊物，但也是最具衝勁與活力的文學雜誌。因為它的存在，台灣文學研究得到無可衡量的助力。
在所有的投資中，國民黨挹注在《文訊》上是最稀少的，然而它贏回的敬意則超過一切。國民黨不會知道，《文訊》創造了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樹立了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態度。這份刊物提供台灣文學多元的思考與多角的視野，讓研究者不致自囿於坐井觀天的境地。不僅如此，它使學術研究能夠介入現實，讓研究者不致自囚於象牙塔裡。《文訊》開拓出來的版圖，絕對不是任何一張選票可以換取，更不是任何一張鈔票可以等值。捻熄了這份理想，等於擦拭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象徵。台灣文學的一個重要時期，也將宣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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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比生命更巨大，比人格還更巨大。失去理想，生命變得渺小，人格更是變得微乎其微。然而，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國家，在這個社會，生命往往是以金錢來折算，人格亦然。至於理想，竟是一文不值。
我閱讀《文訊》月刊，較諸我的同輩還要遲晚。開始閱讀《文訊》，我初識國民黨的文化理想。所有的政黨都庸俗不堪。那種庸俗，從政黨之間計較輸贏的身段就可窺見。使政黨稍具一些格調，唯文化與理想而已。我曾經是國民黨的論敵。在戒嚴時代，我與國民黨徹底劃清界線。解嚴之後，《文訊》的閱讀，使我對國民黨改觀。創辦這份刊物的國民黨，可能未曾理解它在台灣社會中所具備的深刻意義。在營利上，《文訊》並未能為其黨產增加分文；在戰力上，也未能為其選票增加份量。如果國民黨堅持理想必須以金錢來估算，《文訊》顯然不適合置放在黨產之列。國民黨可能還不知道，它之所以沒有淪為俗不可耐的政黨，它至少還能贏得社會上的一些尊敬，正是因為它支持《文訊》的發行。如今，國民黨即將讓這份理想熄滅，不知道它還能擁有什麼？
與一個政黨談論理想，不免引來夏蟲語冰之譏。尤其與一個我曾長期批判的政黨討論理想，更有可能變成兩個星球在進行對話。不過，這份理想即將遭到捻熄時，我應該有充分理由對《文訊》表達恰當的尊敬。《文訊》所放射出來的意義，絕對不是國民黨能夠輕易認識的。這個刊物所代表的理想，不但屬於國民黨，也是屬於整個社會。我可以說得更為精確一點，《文訊》豈止撐起了國民黨的理想格局，而且也撐起了台灣社會的文化象徵。這樣說，絕無絲毫誇張。
{2}
正式造訪國民黨中央黨部，是二○○二年的事。比較抱歉的是，我並非是去拜訪黨內高層人士，而是去探訪《文訊》的文藝資料服務中心。這樣頗具份量的雜誌，究是如何誕生的？我懷有高度的好奇。那時，我正與逢甲大學張瑞芬教授合作編輯《台灣當代女性散文精選》。在編輯過程中，最感苦惱的事，莫過於文學作品之難求。陷於苦難的困境中，《文訊》及其所擁有的藏書，是適時浮現的沙漠綠洲。
戰後女性散文亡佚的情況，比我的想像還要嚴重。在我們編輯的《散文精選》計畫即將接近完成階段之際，這種散佚的情況就更加清楚了。戰後有關任何文學史的書寫，都一律刻意忽視散文這種文類。造成這種偏見的歷史因素，可以說非常複雜。散文的美學評價，從來就很難建立一套完整的體系。它的創作理論，更是眾說紛紜，無法在文學批評範疇中找到立足的基礎。散文研究之所以貧瘠，由此可以推見。散文地位之低落，尚且如此；若是散文出自女性之手，更難在文學史上取得一席之地。在台灣文學研究逐漸獲得「顯學」的艷稱時，女性散文的歷史定位，仍然還停留於塵埃未定的狀態。
我終於覺悟到必須尋找女性散文作品時，許多作家的名字已經成為傳說，甚至有些已全然被遺忘了。至於她們的專書著作，不是散失，便是湮滅。我必須承認，面對史料的荒涼，不能不興起落寞與傷痛。但是，到達《文訊》的文藝資料中心時，竟然發現傳說中的許多作品整排羅列在那裡。在患有嚴重健忘症的時代，已經很少有人知道蕭傳文、徐鍾珮、艾雯的名字。即使是六○年代受人矚目的李藍、蔣芸、張舲菱等人，似乎也隱逝在歷史的迷霧之中。女性散文史的重建，都必須從歷史泥沙中一一鉤沉。當我見證到整排的蔣芸，滿架的蕭傳文完好保存在那圖書館，心中的喜悅頓時膨脹起來。
許多台灣文學研究者並不知道有這些藏書，國民黨高層人士更不知道這些藏書的意義。在藏書中，我也看到完整的鍾肇政、葉石濤與李喬。所有譴責國民黨的本土作家，當可發現他們的作品也很有尊嚴地羅列在書架上。《文訊》的編輯視野能夠日益擴張，就在於它背後擁有豐富的資料。
《文訊》圖書館搜集的作品，可謂兼容並蓄。這是保存歷史記憶的最佳場所，也是開發想像的最佳據點。從五○年代到九○年代，幾乎所有作家都在這裡匯集。隨著台灣文學研究的日益漲潮，《文訊》這份刊物的重要性也漸漸顯露出來。每一位研究生，無論是博士班或碩士班，無不藉助這份刊物所提供資訊。我可以很不輕蔑地說，真正能夠協助研究生的出版品中，國內的任何一份學報或文學雜誌都不及《文訊》的影響力。事實上，類似這種月刊性質的資訊雜誌，在其他國家也很難發現。它不止於提供研究者最新出版消息與學術動向，而且也形塑了一種研究態度與探索視野。《文訊》的效率、準確與豐富，沒有一份學術刊物可以望其項背。
{3}
對於國民黨而言，《文訊》的發行可能是無心插柳。二十年來，《文訊》見證了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它本身也與時代的脈搏同步躍動。新世代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不斷翻滾前進時，《文訊》也未嘗稍止地及時追趕。我還是深深相信，這是一份難得的資深刊物，但也是最具衝勁與活力的文學雜誌。因為它的存在，台灣文學研究得到無可衡量的助力。
在所有的投資中，國民黨挹注在《文訊》上是最稀少的，然而它贏回的敬意則超過一切。國民黨不會知道，《文訊》創造了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樹立了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態度。這份刊物提供台灣文學多元的思考與多角的視野，讓研究者不致自囿於坐井觀天的境地。不僅如此，它使學術研究能夠介入現實，讓研究者不致自囚於象牙塔裡。《文訊》開拓出來的版圖，絕對不是任何一張選票可以換取，更不是任何一張鈔票可以等值。捻熄了這份理想，等於擦拭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象徵。台灣文學的一個重要時期，也將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