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開頭談論遠古之時沒有君臣上下尊卑的時代，社會是混亂的。這一段的描述，在先秦諸子的典籍中並不陌生。像是《墨子》篇提到古時候因為沒有君臣統率的關係，因而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所以墨子才主張應該要尚同。這便讓我想起勞思光提到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先秦諸子的根本關懷其實都是著眼於「治亂」的問題，只不過各家提出的解決之道並不相同。

強調農戰思想的《商君書》，出現「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之說已是屢見不鮮。「死節」一詞，反倒是讓我思考到，究竟如何該分辨「死節」的動機？有的人為榮名而死，有的人為更大的利益而赴死，或許真的也不少人能夠為了道德價值而赴死。在《商君書》的思想中，想方設法地要讓人民勇於死戰，前提是必須提供更大的利益與威嚇作為驅動力。這樣的「死」，算是一種「節操」嗎？

〈禁使〉明確地提出了「勢」與「術」的融合。開頭提到一個例子蠻有意思的：「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這段敘述非常像《荀子‧勸學》：「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不同在於，同樣是憑藉著外物來突破自己的天生侷限，《商君》稱此為「勢」，《荀子》用以喻「學」。「今恃多官眾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以何相禁？」這裡提到監督別人的官員，自身亦可能蔽於私利，而無法真正的監督。實際上當然有這樣的可能，所以需要有更完善的制度。但，不得不說，對於人性的極度不信任，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交由一個制度來運作的話，那制定制度的人難道就是純善的嗎？又或者，我們如果不寄望於人性有向善積學的可能，所有的事情只依賴制度的設立，不免讓我想到《孟子》說的：徒法不足以自行。

「或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為不然。」這段話顯示出法家思想對於無為而治的否定，僅管老子的學說有很多地方都被轉換成法家思想馭下之術，但其根本特質就是不同，從這邊也可以看出端倪。

〈定分〉篇極有可能是秦朝統一天下之後，商鞅學派的人假託商鞅之名而撰著的。主要談的是循名責實，權力與名分的問題。讀這一篇的時候讓我感到特別困惑的是，《商君書》有好多次出現「樸」這個字眼，但是意義分歧。有的是正面的意義，有的是負面的意義，當然還有很多是通假的問題。但總覺得可以整理成一個小討論。

「如此，則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這裡的「賢良」跟「枉」字連結在一起，如同〈靳令〉的「善」是負面的涵義一樣，其實很值得推敲。粗略看來，「賢良」指的必然不是某種內在的良知良能，或是外顯的端正的行為。也許在《商君書》的立場看來，那些人只是「看起來賢良」，賢良比較像是一種表象的行為風格而非真正的德行。

「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談的是公布法令與法律宣導的問題，即使古代法家思想與現代的法治觀念不同，但是讓老百姓知法，不要因為無知而觸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