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的大眾社會裡，人類的危機不只表現在物質文明的充斥橫流、征戰的劫掠猖狂等等，更表現在人性的迷失與毀滅，價值的虛無與崩潰之上。人不僅迷失了自我，也喪失了真摯至誠的愛，生命意義日益流失淪喪。在這充滿荒謬、孤獨、徬徨、緊張與疏離的人世，人們如何透過對自我的瞭解與觀照，更深入地瞭解人的存在與人性的價值，從而尋回真誠的自我本心，恢復人性的完整，肯定人性的價值，為人類尋求超越存在虛空的可能，冀求在永恆的時空長河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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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西方哲人柏拉圖（Plato，427-347 B.C）提出社會組織乃建立在互助互利的原則之上，基於增進每個人的利益而自然形成國家社會。柏拉圖弟子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更提出「群性」之說，認為人類具有「群性」的天性，肯定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心理分析學家亦認為當個人處於困境中，易產生焦慮緊張的情緒，自然企求伴侶群居的需求。設若把社會視為一個抽象的圓，每個社會份子都有一份向心力，當緊密的集結一起時，人與社會的關係是健全而和諧的，彼此正常地運作各項功能；但是，當許多份子開始向外圍逸散時，社會的功能將逐一喪失，甚或整個圓將因之崩潰瓦解。這種向外圍散逸的現象，就是一種疏離（Alienation）。

不難發現，當代社會的一個特有現象，就是人缺乏跟人、或跟物之間的連結，彼此間存在著很多的隔閡，這是一種缺乏情感的危機感，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感覺到，彼此間卻難以共同體會，甚或進而相互諒解、同情，這是大多數人無法建立與他人或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癥結點。近代機械文明讓人們走向平均化、集團化，人被埋沒於群眾之中，量化而無個體性，馬克思曾指出人已墜為被剝奪了個性的生產工具，僅具交換價值 。人在組織之下，在集團之中，人在巨大的機械文明裝置中不過是一個零件，要辨識一個人，只需名字和數字就行了，一個人的全部可以簡化到一張識別卡，世上數以百萬的我們任何一個人，在同一時間聽同樣的廣播，做同樣的公事，同時讀著發行幾百萬份的報紙，生活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life）達到何等驚人的地步，國家權力不斷增強、社會組織侵襲個人隱私，破壞了人跟人之間的友愛，同時也削減了人的創造力及獨特性，當今社會集體化的趨勢否定了人的獨特與價值，在這樣的世界中，人成為零件（functionnaires），在這種景況下，著重「人」根本存在，肯定人類主體性的存在主義，隨著西風東漸，致使當時台灣六0年代時期，政治、社會、文化心理擺盪在傳統與現代、失根與尋之間，大多數人迷失、混亂、絕望和沒落的情感有了管窺與發洩的出口。台灣文藝理論家周伯乃在＜西方文藝思潮對我國六十年代文學的影響＞一文中道出：『六十年代的作家，有絕大部分接受了西方文藝思潮的洗禮，而承認了現代人在現代社會結構中的孤絕感。所謂失落，所謂迷失，所謂憤怒，所謂焦慮，這些承襲歐戰以來的一切流風，都紛至沓來地盤踞在現代詩人、小說家的心靈。』

疏離感是一個人對己身和其社會環境，所認識和感覺到的情緒。疏離的人，自身如同一座茫海中的孤島，舉手無援、舉目不見，與人群隔離，人跟人之間的接觸趨於表面化，人找不到互信的對象，更由於現代經濟利益的競逐、文化的貧乏，致使大多數人停留在享樂主義物質的層面上，喪失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與社會群體相互疏離。這種與社會與人群孤立不親的現象，便是疏離感的第一個特徵。懷抱疏離感的現代人，對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感到無甚意義，這種缺乏理想，缺乏意義導向的人生，日復一日索然無味，對自己缺乏倫理文化意識，也對存在的這個生命不抱持意義感的心理現象，是疏離感另一個特徵。處於集體表面化的人際網絡關係，個人被陷於弔詭的生命情境當中：完全被陷於交易的層面上，人際關係變成一個不那樣愉悅的負擔，被架空。人們一方面渴求與人親近，渴慕恢復應有的自由、獨立以及自我尊嚴；另一方面卻又恐懼親密，害怕喪失屬於經濟、社會等等物質上的「安全保護傘」，憂患著會因個人力量的薄弱而崩落在群體面前，是以自身領受著孤獨孑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