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侗先生《春秋左氏傳今註今譯》：

【傳】

初，衛宣公烝於姜夷（一），生急子，屬諸（二）右公子（三）。

【今註】

（一）烝於姜夷，在初民社會的時代，貴族是多妻制度，所以有媵娣制，由此而又發生了烝報制，這是兩件相連的制度，烝是在父親死後，除其生母外，皆可娶為己妻，所生的兒子，其地位亦同嫡子相等。至春秋時代，這種制度仍通行，但見於《左傳》所記載的只有六、七條，皆因為政治原因，而有所記載，其餘不發生政治問題的，而不見於記載的，想必不可勝數，其詳見我（李宗侗）所著《中國古代社會史》，夷姜是宣公的庶母。
（二）屬諸：托付給。
（三）右公子：是右媵所生的兒子。

【今譯】

起初，衛宣公娶他的庶母姜夷，生急子，把急子託付給右公子[1]。

王守謙等《左傳全譯》

【傳】

初，衛宣公烝於姜夷，生急子，屬諸右公子（一）。

【注】

（一）衛宣公，名晉，衛莊公之子，桓公之弟，在位十九年，烝（音征），古代指與母輩通姦，杜預注：「上淫曰烝」，夷姜，衛莊公之妾，宣公之庶母，急子，又作伋子，衛宣公之子，夷姜所生，右公子，名職，為何稱右公子，不得其詳，杜預《注》：「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孔《疏》：此左右公子，蓋宣公之兄弟也。

【譯】

起初，衛宣公和他的庶母夷姜通姦，生了急子，把他囑托給右公子[2]。

案：《左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姜夷，生急子，屬右公子。

李宗侗先生以媵娣、烝報二制釋之，蓋得之矣。《全譯》以「通姦」釋「烝」字，實未妥也，考《全譯》所用注解，除杜《注》、孔《疏》外，多以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立說，今略溯其源，以求釐此誤譯。

考楊注此條云：

上淫曰烝，宣公為莊公子，桓公弟，姜夷之姜或是國名，說見楊樹達先生《積微金文說訫卣跋》，隱公元年紀人伐夷，亦姜姓，疑即此國。姜夷或是莊公妾，為宣公庶母。宣公與姜夷通姦，必在莊公或桓公時，故傳文以初字別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為夫人，故《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姜夷，姜夷生子伋，以為太子，宋人洪邁《容齋五筆》誤認宣公與姜夷之通姦在宣公既立之後，因而懷疑此事，因而懷疑此事，不可信。《衛世家》、《詩‧邶風‧新臺》及〈二子乘舟序〉、《新序‧節士篇》、《漢書‧古今人表》等皆作「伋」，急、伋同從及聲，同音通假[3]。

案：此為《左傳》所載「烝」婚之首次，楊注以「宣公與姜夷通姦」釋「衛宣公烝于姜夷」，並在《春秋左傳辭典》裡以「與長一輩婦女通姦」釋「烝」字，不妥。

此注之誤源於杜預，《全譯》亦受其誤。杜注「上淫曰烝。」何謂淫？蓋是指非法且不正當之男女關係。「淫於邧子之女」（《左傳‧宣公四年》），當指這種情況，而「烝」字則與此不同，「烝」是一種特定的觀念。是指父親死後，兒子可以娶庶母，也叫做收繼婚或轉房婚，烝原是祭名，例如甲骨文記「甲辰卜，貞王賓烝亡尤」（《殷墟書契前編》4.20），《詩經‧周頌‧豐年》：「為酒為醴，依畀祖妣，以洽百禮」，《左傳‧桓公五年》「閉蟄而烝」，或因在收繼庶母時要祭祀祖先，故有此名[4]。這種婚姻型式僅限於兒子在父親死後娶庶母為妻，這在當時並非僅見。如《左傳‧閔公二年》記云：

初，惠公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載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楊伯峻注「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條云：

齊人蓋齊僖公，僖公於春秋前八年立。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當是僖公女，衛惠公以桓公時三年立，以十六年十一月奔齊，而齊僖公卒於桓十四年十月，推其年月可以知。昭伯，據《史記》，衛宣公之子，急子之弟公子頑，服虔以昭伯為急子之兄，不知何據。《詩‧鄘風‧牆有茨》序云：「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鶉之奔奔〉序云「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不若也[5]。」

據此，我們知道宣姜是齊僖公之女，惠公生母。衛宣公在魯桓公十二年（西元前700年）死後，惠公剛即位之時，齊僖公就要昭伯收繼宣姜，而昭伯不同意，僖公「強之」，說明烝婚的合理性，昭伯最後不得不同意，說明他不能違背當時的婚姻制度和社會風俗，如果不是這樣，而齊僖公竟然強迫他的庶外孫與他的女兒「通姦」，並且惠公竟然不反對，這就完全不可理解了。這種婚姻的合法性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被「烝」之人可以立為正妻，夷姜和宣姜都被立為正妃，二、「烝」婚之子並不被看成私生子而受到歧視，恰恰相反，他們享有一般王公貫族子弟同等的尊貴地位，可以做諸侯的世子或嫡夫人，上述《左傳》的記載都證明了這一點；三、我們說這是一種合法的婚姻制度，還因為它具有廣泛性和連續性。《左傳》中記載的烝婚共有五次[6]，從地域看，包括衛、晉、齊、鄭和楚五國；如果從被「烝」之婦女的出身國籍看，還包括賈和夏二國；幾乎遍及全中國。而衛國有兩次，晉國有兩次：獻公「烝於齊姜」（莊公二十八年）、惠公「烝於賈君」。（僖公十五年）‧其沒有記載的烝婚次數只會比這個多，不會比這個少‧因為記載的烝婚都是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那些沒有產生什麼影響的，《左傳》略而不載，當是自然之理。

被稱為「淫」或，「通」的情況則與此完全不同。什麼叫「淫」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左傳‧成公二年）通姦是非法的，不僅受到道德上的譴責，而且有時會受到嚴重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左傳》裡很多，齊人曾強迫昭伯收繼宣姜；但對於與共仲（即魯公子慶父）通姦的哀姜（齊桓公女、魯莊公夫人）卻不能容忍，「取而殺之」（閔公二年），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一年裡，可見人們對「烝」與「通」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為什麼？因為「淫」或「通」是非法的，不僅造成家庭矛盾。而且有時會引起嚴重的後果，哀姜之被殺，是由於她與共仲私通而欲立共仲為君；魯閔公被殺，哀姜參與其謀，至少是知情的，夏姬是陳國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陳靈公與之私通，夏徵舒怒，乃「公出，自其鴌射而殺之」（《左傳‧宣公十年》），楚國因此而「伐陳。」（《宣公十一年》）‧，但是當夏姬奉楚王之命再嫁於楚國的連尹襄老，襄老死後，「其子『黑要』烝焉）（《成公二》年），卻沒有產生什麼惡果，再一次證明「烝」與「通」是不同的。

楊注中提到洪邁在《容齋五筆》之事，其原文見《容齋五筆》「衛宣公二子條」，其文云：

《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子壽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該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請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7]。

楊注說洪邁此說「不可信」，是對的，原因就在於洪邁假設宣公「即位之始便成烝亂」。是錯誤的。但是楊注說「必在莊公或桓公時」，也模擬兩可，不夠確切。這就涉及到收繼婚制產生的原因和收繼的時間間題了，收繼婚之所以成為合法的婚姻是與財產繼承有關的。在上古奴隸制和早期封建制度下，妻子位尊，而實為夫族之資產，其夫若死，則由夫族他房繼之，洪邁的「難曉」，在於「收繼庶母必定發生在父親死後」，則「衛宣公烝於夷姜」不會出現於莊公時。亦不可能於宣公即位之後，又《左傳》所載烝婚時間之可考者，皆於收繼者之父死後不久：一、「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發生在「惠公即位」之時，舊公死新公就即位，這是常理。二、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莊公二十八年），「無子」而後「烝於齊姜」，時間稍晚些，但也不會太晚；三、「晉侯（惠公）之入也……烝於賈君。（《僖公十五年》），可見在晉獻公死後不久；四、楚國之連尹襄老戰死於邲，屍首還沒有找回來，「其子黑要烝焉」；五、「辰贏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文公六年》），二君「指晉懷公、晉文公‧說明辰嬴在懷公死後就轉房給了文公，《左傳》載之「烝」婚共五例，據上五例之時間可以推斷衛宣公收繼哀姜必在莊公死後不久、桓公在位之時。洪氏之疑，在夷姜之子「壽子」之年歲，然洪邁忽略了一點，即桓公在位之年世，考桓公在位十六年，宣公之烝夷姜是不可能在莊公死十六年之後的，必於桓公之時所為，宣公在位十九年，加上桓公十六年，共三十五年，若此，則洪邁之難曉或可解矣。（案：衛之世次詳見附錄一）

楊注中提到的《詩‧邶風‧牆有茨序》、〈鶉之奔奔〉序論點，實襲鄭箋、孔疏之誤，鄭箋〈鶉之奔奔〉云：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

孔穎達《正義》云：

（《周禮》）〈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鄭）《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牆有茨〉）以證之。是其冓和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又《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楊注；「賈君，杜注以為晉獻公之次姐。按之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娶於賈，則是王妃；然則賈妃為惠公嫡母，何須穆姬之囑託？且賈妃此時年事必甚高，與惠公相差必在二十至三十之間，惠公又何必烝之？唐固謂賈君為太子申生之宛，核之僖十年《傳》，「夷吾無禮」之言；蓋為近之，故惠棟《補注》、洪亮吉《詁》皆從之，章炳麟《左傳讀》以宋襄公夫人王姬及徵舒之母夏姬例賈妃；謂其老而復壯，尤為曲說……賈君為惠公嫡長嫂，故亦用烝字」


按，上文已談到，「烝」僅限於兒子收繼庶母，否則不能叫「烝」。收繼長嫂叫「報」（此問題下文將談到），不能叫「烝」，《左傳》在這方面的用詞是很嚴格的。所以惠公所烝之賈君決不會是嫡長嫂，另外，說賈君是太子申生之妻也沒有根據‧太子申生之妻是誰，《左傳》、《國語》卻沒有記載，杜預根據《左傳》體例注為「次妃」是對的，因

為嫡母不能用「蒸」字，被「烝」者必是庶母，即次妃也。楊注「言娶於賈，則是正妃」。是對的，但這不能證明此「賈」即惠公所烝之「賈君」為什麼？這又涉及到另一種婚姻制度—媵妾制婚。所謂媵妾制婚就是貴族男子在娶嫡妻之時，還可以得到若干個陪嫁的媵、妾，在春秋時，一個夫人帶姪女、妹妹隨嫁，或一國嫁女、他國送媵妾的例子很多。所以晉獻公「娶於賈」之時。決不會只有一個正夫人‧當然，《左傳》沒有記載陪嫁之女，但根據媵妾制這個斷定是不會錯的，所以杜預的注是有根據的。至於賈君年歲甚大云云，並不構成收繼與否的條件‧上文的例子已經說明，收繼與否本質上不是感情和年齡決定的‧這樣的事例決不是絕無僅有‧據《後漢書‧南匈奴傳》載，漢元帝將王昭君嫁給南匈奴呼韓邪單于，生了兩個兒子，呼韓邪單于死後，其前閼氏之子復株累若單于想收繼昭君，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她被迫從命，又生二女。北朝的北周宇文氏將一位公主嫁給突欣族的他缽可汗，他缽去世後，其子庵羅將他收繼；庵羅死後‧她又被庵羅的兩個兒子先後收繼。一個千金公主在三代四個人的手裡轉來轉去，這決不會是她本人的願望。如果以後人的道德觀和感情雙來看待此事，那是怎麼也理解不了的。《左傳》宣公三年：「（鄭）文公報鄭子之記日陳媯，生子華、子臧。」


楊注：「鄭子即是子儀，為文公之叔父。子儀娶於陳，其姐為陳媯，《詩‧邶風‧雄鴙》孔《疏》引服虔云：「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晉書‧石勒載記下》：「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報亦淫也。」


按，此注之誤在於以東漢人服虔的觀點和漢律來解擇春秋時代的事，「報」與「烝」一樣‧是個有特定內容的概念，其區別在於收繼的對象不同。「報」，指兄、叔死後，弟或姪可以娶寡嫂或嬸母。鄭文公娶的正是他的嬸母，所以用「報」字。這在當時也是一種符合道德規範的婚姻制度。「報」也是祭名，《詩‧周頌‧良耜序》：「良耜，秋報社稷也。」。在收繼寡嫂或嬸母時要祭祀祖先，以期在心靈上得到安慰。因此叫「報」婚。只有超出「烝」、「報」的兩性關係，才叫「淫」、「旁淫」。或「通」。所以鄭文公報陳媯決不能看成「淫」。


楊注所引「《晉書‧石勒載記下》「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一事從反面說明原來是有「報嫂」之俗的，《後漢書‧烏桓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烝」、「報」婚在春秋時中原地區統治階級中液行，《左傳》中的有關記載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但進入戰國時期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婚姻形式因失去其經濟基礎而逐漸消亡，但在週邊經濟落後的少數民族中還很盛行，石勒是東晉列國中後趙之高祖，328-333年在位，正值東晉成帝之時，由於社會進步，又受到漢族禮儀的影響，才下令。「禁國人不聽報嫂」‧楊注以此證明春秋時的「報亦淫也」，是不妥的。

[1] 李宗侗注、葉慶炳校定：《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2月校訂3版），頁113-114。
[2]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左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頁104。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5月《北京中華書局授權修訂版》），頁145-146。
[4] 此說見顧頡剛：〈由烝、報等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文史》第14輯，（1998年7月2版），頁8。
[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5月《北京中華書局授權修訂版》），頁266。
[6] 案：《左氏》「烝」字凡十六見，除卻地名、祭名、人名（昭公七年之孔烝鉏）外，計有成公二年：「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桓公十五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僖公十五年：「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7] 〔宋〕洪邁：《容齋五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1月《影印明弘治活字本》），卷10，頁2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