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03 19:35:24pkl
《國社黨之意識再造與媒介論》(下)
四、國家社會主義群體意識再造的歷程
什麼是社群，依據柯漢（Anthony Cohen）的定義，它應該是一個成員確實，社群成員具有共同意識，且具有共同象徵物情感投射的團體，[14]其之所以會成功的原因如下：
一個社群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可以容納（行為或意見）的多樣性，這些多樣性的差別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會摧毀此共同體的一致性……此論點的重點在於，這相對的相似性或差異性並非「客觀的」評判，而是一種感覺，一種存在於成員們內心深處的感覺。[15]
柯漢在此所指的社群，是就一般的社群而言，而不僅是指歷史上某些特定的社群。但我們如果把上述論點中的「成員確實」及「容納意見多樣性」的論點拿掉，不難發現，第三帝國所意欲構成的「國家社群」完全符合上述的定義，在德意志第三帝國當中的每一個人，不論出身的高低如何，在特定的時刻都會是它的成員。
如何讓一般的國民進入國家所規定的「特定社群」中呢？國社黨用了最簡單且最直接的方式─「集中管理」，除了希特勒青年團的團體生活以外，面對成年且有志（有時是因為生活所需或是學位所需）進入公職體系的男子，都必須接受為期三個月以上的「世界觀教育」，其地點在裕特堡（Juterbog）的工作營，[16]其內容包含集體化教育（並非是黨化教育）、國防軍教育、以及身為一個文官的基礎學科考試，在這一個過程中，他們可能會面對衝鋒隊員（SA）的集體化訓練，在這個過程中，營區便是一個具絕對權威的媒體，衝鋒隊員即是一個媒體人員，裡面並沒有如廉價小說所述的苛虐和謾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群體化的教育以及英雄觀念灌輸，最重要的一個表徵，便是符號意義的翻轉，此符號意義的翻轉，柯漢定義如下：
人們不僅可以標示出他們所屬的社群與其他個體之間的界線，也可以反轉（reverse）或是轉化（invert）行為與價值的規範，而這些規範「符合一般規則地」標示出他們的界線。在此種翻轉的儀式中，人們集體採取某些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行為舉止，這些行為舉止是他們平日所厭惡，甚至是加以禁止的。[17]
「人」在這裡並不復為「個人」，而只是一個整體的一部份，群體必須親密，彼此稱謂從「您」（Sie）變成你（du），[18]，「我們」成為「我」的代名詞，受訓的準文官們，自然不是被奴化的黨徒，怨恚和沉默成為私下的共通語言，國社黨在此高明地提供了一個「宣洩」的管道，在部分的階段中，它提供國防軍的軍官們來為這些知識份子受訓，在此階段中，精確、踏實、自律取代了之前的枯燥，國防軍軍官們也從不隱諱自己對黨徒的厭惡，嘲笑和輕蔑都在受訓的公開場合進行，[19]準文官們也樂於接受這些專業軍事人士的訓練，並樂在這種「群體意識」中。然而正如希特勒所說的，「經過這樣訓練後，原本想對抗我們的，都會快樂的舉起國防軍的槍桿保衛祖國。」更令人感到錯愕的是「有些學員和軍官們，甚至以為到了那天，國防軍會代替我們把納粹收拾掉」。卻忽略掉這其實就是一種「群體意識再造」（亦即納粹化）的隱性歷程，當他們體察到這一點的時候，其實已經無可避免的被再造了。
類似這樣的生活到底是如何？會是非比尋常的艱苦嗎？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曾經論及他親身經歷過的「同志般的團體生活」，其以為這種生活模式，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其實是他的「非艱苦性」，因為當群體凌駕在個人意志上時，即徹底的移除了個人的自我責任心，不僅外在社會生活上如此，內在的宗教規範、思想意識，亦復如此，其人不再受到「自力更生」這個嚴厲社會法則的羈絆，亦即「跟隨別人所作的」即是無罪。哈夫納對此論斷道：
更不幸的是，「同志般的團體生活」會讓人不再信賴自己，失去在上帝之前和對自己良心時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他做著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他別無選擇，也沒有時間思考(除非他不巧剛好在晚上獨自清醒過來)。「同志們」就是他的良心，他只要跟著做出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即可以豁免一切刑責。
以媒介的觀念來說，所謂的「裕特堡工作營」其實就是一個群體意識再造的實體化表現（具強制性的），經過再造的人，其意識不論有無受到影響，都會成為不自覺的認同者與建構者，除非選擇逃離祖國，不然都有可能會成為國社黨規約底下的社會行為實踐者，或是此「表演架構」下的表演者。
至於社群的第三要素─批評，國社黨並不允許批評及於自身，而是將批評權從接受者身上拿回，轉而成為提供者的特權，其目的是為了引導成員們的內心觀感，此種模式在戈培爾的作法上是「塑造一種適合於你的敵人的個性，隨後用單一性的敘述來代表這種個性。」在這種指導原則之下，甫於1940年5月10日上任的邱吉爾，就變成了「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裂嘴的傢伙，是製造謠言的誓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們踩在腳底下。」；羅斯福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是一個猶太幼稚園的寵兒」。(戈培爾誣衊羅氏的祖先有猶太血統)[20]，至於它是否是事實，並不重要，只要它能在重建意識上起積極作用即可。[21]
五、結論
經過上述的檢證，吾輩可知國社黨的存在，即是一個具象化的「媒體」，此巨型的國家媒體，歷經了宣傳的普遍化、表演化、符號化，以及群體意識的重建，使得昔日的文明國度，變成一個與前代歷史切割的警察國度，人們不復記憶1914年以前的文明，只知1919年的凡爾賽屈辱，這一切只要經過精確的計算、合理的重塑，就能建立起一個以「欺瞞的遠景」為中心的工業大國，而這些構成的分子，除了國社黨無孔不入的警務統治以外，竟是一個以「群體表演」、「國家社群」來勾畫的社會，這一個表演從1933年到1945年，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今日的世界就是希特勒所造成的結果。[22]
[14]柯漢定義社群如下：「社群的精義，是指共同體的成員確實，或自認為創造出一個共同的意識，這個意識或者是普遍性的，或者僅關於某種特殊的面向。此外，共同體的成員們認為，此共同意識與在別處所建立的意識有所不同。因此，一個人們確實存在的共同體，必將包含成員們對共同體象徵物的情感投注與聯繫」，詳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44。
[15] 同前注，頁145。
[16]裕特堡（Juterbog）乃軍事色彩最濃重的普魯士城鎮之一，並為候補文官「工作營」所在地，1890至1945年之間，德軍的砲兵學校亦在此地。詳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頁294頁尾，翻譯者注。
[17] 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47-148。
[18] 講德語的時候，只有跟小孩子或很熟的人才說「你」（du），否則一概以您（Sie）相稱，以免失禮，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對此尤其講究。詳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頁299頁尾，翻譯者注。
[19] 筆者以為1933年的此等狀況並非是納粹的有意識忽略，而是在此階段黨軍（SS，一譯作「武裝親衛隊」）尚未正式成立，國防軍軍官本身大多出舊普魯士軍官團，對於黨的教條，國防軍大多是有意識的視而不見或是輕視，此等狀況在希特勒逐漸掌握軍權之後，才有所改觀，但軍官團對於訓練方面之不妥協仍如故，故希特勒在大戰末期一直有意廣建黨軍，以取代國防軍。
[20] 艾倫․懷克斯（Alan Wykes）著、夏伯銘譯：《戈培爾》（Goebbels）（台北：星光出版社，2005年6月），頁148；頁163。
[21] 關於對羅斯福的污衊和猶太關係，在大戰後期，盟軍的「無條件投降」和摩根索法案─毀滅德國一切工礦業基礎，使之永久成為農業國家的提案，更成為戈培爾極力鼓吹的焦點，這使得在1944年即認為戰爭無望的德國人民又再艱苦抵抗了近一年半，造成的傷亡甚至超過了1944年以前的總和。
[22]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破解希特勒》（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9月），頁58。
什麼是社群，依據柯漢（Anthony Cohen）的定義，它應該是一個成員確實，社群成員具有共同意識，且具有共同象徵物情感投射的團體，[14]其之所以會成功的原因如下：
一個社群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可以容納（行為或意見）的多樣性，這些多樣性的差別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會摧毀此共同體的一致性……此論點的重點在於，這相對的相似性或差異性並非「客觀的」評判，而是一種感覺，一種存在於成員們內心深處的感覺。[15]
柯漢在此所指的社群，是就一般的社群而言，而不僅是指歷史上某些特定的社群。但我們如果把上述論點中的「成員確實」及「容納意見多樣性」的論點拿掉，不難發現，第三帝國所意欲構成的「國家社群」完全符合上述的定義，在德意志第三帝國當中的每一個人，不論出身的高低如何，在特定的時刻都會是它的成員。
如何讓一般的國民進入國家所規定的「特定社群」中呢？國社黨用了最簡單且最直接的方式─「集中管理」，除了希特勒青年團的團體生活以外，面對成年且有志（有時是因為生活所需或是學位所需）進入公職體系的男子，都必須接受為期三個月以上的「世界觀教育」，其地點在裕特堡（Juterbog）的工作營，[16]其內容包含集體化教育（並非是黨化教育）、國防軍教育、以及身為一個文官的基礎學科考試，在這一個過程中，他們可能會面對衝鋒隊員（SA）的集體化訓練，在這個過程中，營區便是一個具絕對權威的媒體，衝鋒隊員即是一個媒體人員，裡面並沒有如廉價小說所述的苛虐和謾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群體化的教育以及英雄觀念灌輸，最重要的一個表徵，便是符號意義的翻轉，此符號意義的翻轉，柯漢定義如下：
人們不僅可以標示出他們所屬的社群與其他個體之間的界線，也可以反轉（reverse）或是轉化（invert）行為與價值的規範，而這些規範「符合一般規則地」標示出他們的界線。在此種翻轉的儀式中，人們集體採取某些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行為舉止，這些行為舉止是他們平日所厭惡，甚至是加以禁止的。[17]
「人」在這裡並不復為「個人」，而只是一個整體的一部份，群體必須親密，彼此稱謂從「您」（Sie）變成你（du），[18]，「我們」成為「我」的代名詞，受訓的準文官們，自然不是被奴化的黨徒，怨恚和沉默成為私下的共通語言，國社黨在此高明地提供了一個「宣洩」的管道，在部分的階段中，它提供國防軍的軍官們來為這些知識份子受訓，在此階段中，精確、踏實、自律取代了之前的枯燥，國防軍軍官們也從不隱諱自己對黨徒的厭惡，嘲笑和輕蔑都在受訓的公開場合進行，[19]準文官們也樂於接受這些專業軍事人士的訓練，並樂在這種「群體意識」中。然而正如希特勒所說的，「經過這樣訓練後，原本想對抗我們的，都會快樂的舉起國防軍的槍桿保衛祖國。」更令人感到錯愕的是「有些學員和軍官們，甚至以為到了那天，國防軍會代替我們把納粹收拾掉」。卻忽略掉這其實就是一種「群體意識再造」（亦即納粹化）的隱性歷程，當他們體察到這一點的時候，其實已經無可避免的被再造了。
類似這樣的生活到底是如何？會是非比尋常的艱苦嗎？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曾經論及他親身經歷過的「同志般的團體生活」，其以為這種生活模式，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其實是他的「非艱苦性」，因為當群體凌駕在個人意志上時，即徹底的移除了個人的自我責任心，不僅外在社會生活上如此，內在的宗教規範、思想意識，亦復如此，其人不再受到「自力更生」這個嚴厲社會法則的羈絆，亦即「跟隨別人所作的」即是無罪。哈夫納對此論斷道：
更不幸的是，「同志般的團體生活」會讓人不再信賴自己，失去在上帝之前和對自己良心時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他做著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他別無選擇，也沒有時間思考(除非他不巧剛好在晚上獨自清醒過來)。「同志們」就是他的良心，他只要跟著做出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即可以豁免一切刑責。
以媒介的觀念來說，所謂的「裕特堡工作營」其實就是一個群體意識再造的實體化表現（具強制性的），經過再造的人，其意識不論有無受到影響，都會成為不自覺的認同者與建構者，除非選擇逃離祖國，不然都有可能會成為國社黨規約底下的社會行為實踐者，或是此「表演架構」下的表演者。
至於社群的第三要素─批評，國社黨並不允許批評及於自身，而是將批評權從接受者身上拿回，轉而成為提供者的特權，其目的是為了引導成員們的內心觀感，此種模式在戈培爾的作法上是「塑造一種適合於你的敵人的個性，隨後用單一性的敘述來代表這種個性。」在這種指導原則之下，甫於1940年5月10日上任的邱吉爾，就變成了「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裂嘴的傢伙，是製造謠言的誓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們踩在腳底下。」；羅斯福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是一個猶太幼稚園的寵兒」。(戈培爾誣衊羅氏的祖先有猶太血統)[20]，至於它是否是事實，並不重要，只要它能在重建意識上起積極作用即可。[21]
五、結論
經過上述的檢證，吾輩可知國社黨的存在，即是一個具象化的「媒體」，此巨型的國家媒體，歷經了宣傳的普遍化、表演化、符號化，以及群體意識的重建，使得昔日的文明國度，變成一個與前代歷史切割的警察國度，人們不復記憶1914年以前的文明，只知1919年的凡爾賽屈辱，這一切只要經過精確的計算、合理的重塑，就能建立起一個以「欺瞞的遠景」為中心的工業大國，而這些構成的分子，除了國社黨無孔不入的警務統治以外，竟是一個以「群體表演」、「國家社群」來勾畫的社會，這一個表演從1933年到1945年，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今日的世界就是希特勒所造成的結果。[22]
[14]柯漢定義社群如下：「社群的精義，是指共同體的成員確實，或自認為創造出一個共同的意識，這個意識或者是普遍性的，或者僅關於某種特殊的面向。此外，共同體的成員們認為，此共同意識與在別處所建立的意識有所不同。因此，一個人們確實存在的共同體，必將包含成員們對共同體象徵物的情感投注與聯繫」，詳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44。
[15] 同前注，頁145。
[16]裕特堡（Juterbog）乃軍事色彩最濃重的普魯士城鎮之一，並為候補文官「工作營」所在地，1890至1945年之間，德軍的砲兵學校亦在此地。詳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頁294頁尾，翻譯者注。
[17] 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47-148。
[18] 講德語的時候，只有跟小孩子或很熟的人才說「你」（du），否則一概以您（Sie）相稱，以免失禮，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對此尤其講究。詳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頁299頁尾，翻譯者注。
[19] 筆者以為1933年的此等狀況並非是納粹的有意識忽略，而是在此階段黨軍（SS，一譯作「武裝親衛隊」）尚未正式成立，國防軍軍官本身大多出舊普魯士軍官團，對於黨的教條，國防軍大多是有意識的視而不見或是輕視，此等狀況在希特勒逐漸掌握軍權之後，才有所改觀，但軍官團對於訓練方面之不妥協仍如故，故希特勒在大戰末期一直有意廣建黨軍，以取代國防軍。
[20] 艾倫․懷克斯（Alan Wykes）著、夏伯銘譯：《戈培爾》（Goebbels）（台北：星光出版社，2005年6月），頁148；頁163。
[21] 關於對羅斯福的污衊和猶太關係，在大戰後期，盟軍的「無條件投降」和摩根索法案─毀滅德國一切工礦業基礎，使之永久成為農業國家的提案，更成為戈培爾極力鼓吹的焦點，這使得在1944年即認為戰爭無望的德國人民又再艱苦抵抗了近一年半，造成的傷亡甚至超過了1944年以前的總和。
[22]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破解希特勒》（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9月），頁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