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正好是雞年。鳳兮第一本書《雞鳴集》，封面三個鮮紅大字，醒目印在佔有三分之二面積的墨綠圖案上。仔細看背景，芭蕉葉中間正是一隻伸長脖子高啼的公雞。如此一幅方方正正帶有鼓舞氣息的封面，似乎可當一張年畫貼在門上或牆上，既有美觀藝術效果兼具勵志警世功能。

《雞鳴集》作為一本書，當然是給人閱讀而不是拿來掛好看的。封面設計雅緻吸睛，引人生出聯想罷了。1951年誕生的方塊雜文集，是由作者與來台幾位文友合辦出版社，自寫自印的成果。這或許是社名取：「群力出版社」的原因；它也可能是戰後台灣「作家經營出版社」這特殊文壇傳統的鼻祖或開端。

收在《雞鳴集》裡的五十五篇短文皆發表於1950年，是當時「台灣新生報」副刊方塊專欄的結集。這一年國府剛踏上島嶼土地，兵馬倥傯、社會動盪的狀況不難想像。報禁年代，每天固定出現副刊右上角的方塊文章，篇幅短而內容無所不包，在當年擁有可觀讀者群。例如鳳兮專欄持續一年不到，已收到三百幾十件讀者來信，可見讀者之多與影響之大。

雜文算在「文學類」嗎?

回顧1950年代文學出版市場，專欄雜文出版量是「散文類」的大宗，甚至可和小說、新詩兩大文類媲美。雜文類圖書有市場，有讀者大眾；不能否認與當時承載作品的報章媒體大有關係。報禁時代張數與版面有限，方塊專欄卻有每天固定出現的地盤──圖書市場講的是「供需均衡」；有銷路自然有生產需求，有人愛讀寫作者就會增加。到了1960年代文壇，如柏楊雜文的風行狂賣，已是臺灣文壇突出的現象與風景。

然而在台灣文壇「雜文」卻是個尷尬的文類。它能不能被納入「文學」或寫入台灣文學史，似乎還沒有定論。上個月一位作家朋友態度嚴肅，像是打抱不平地問我：你可知嗎，那麼大一本《台灣新文學史》卻是沒寫到柏楊! 這問題來得突兀且不易回答。當時想得出的答案是：史家所持「文學史觀」各有不同。有可能史家的觀念是「雜文不能算是文學」。

不過「雜文算不算文學」是可以列入「思考題」的，它頗有討論空間，並非輕易就有結論；其一，「雜文」與「散文」的界線不容易畫清，舉過去「時報人間副刊」的「三少四壯」專欄為例，好些專欄作者結集出版，很自然歸入「散文類」，可見「散文」涵蓋面頗大。其二，大陸學者早早把「魯迅雜文」歸在文學類，因而大陸學者撰寫的「台灣文學史」，柏楊雜文便佔據不小篇幅。說了半天，「雜文」到底該不該進入文學史，只好等待將來或「下回」再分解。

知識份子喔喔啼

《雞鳴集》「序言」與內文相同，也是一篇千字短文：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對這苦難的時代，我這一聲叫喚，雖是如此低沈乏力。但我總不願放棄那一份催請光明的任務。

這是他執筆的動機，又說，今後還要繼續「喔喔而鳴」，也是同樣的緣故。
「鳳兮」本名：馮放民(1919-1988)，江西九江人，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49年隨民國政府來台前，已經是終身職「國大代表」。翻開書中各篇題目：像〈離此即無死所〉〈組織筆隊伍〉〈莫開後門〉〈富人怕狠〉〈這一桿筆〉…無不呈現其作為國民黨員的忠貞，一位熱血青年的嫉惡如仇。

『我是那樣熱愛我底國家我底民族和我底同胞，我是那樣熱愛著真理正義和自由民主。』因而他自費出版，作為獻給「苦難中的自由祖國」的禮品，同時，也象徵著「在黑暗將盡，黎明之前，一聲破曉的雞鳴。」

當時有位評家稱讚其雜文風格：

「生動、活潑、結壯，真是我們筆隊伍裡的神兵，真是我們紙彈裡的原子彈」。

顯然這位評家「按讚」採用了誇張筆法。在威權年月，知識分子或黨員發聲，用「狗吠火車」形容較為傳神生動吧。鳳兮出書自稱「雞鳴」，姿態謙卑，今日看來還有一點反諷。幸好他是忠貞黨員，幸而懷抱著赤忱的奉獻精神。文人在台灣喔喔而啼以至進監牢的例子可車載斗量。

國民黨來台初期，馮放民即擔任「台灣新生報」副刊主編兼報社主筆；在紛擾不安的文壇社會，他便積極倡導組織「筆隊伍」，強調戰鬥文藝，率先提出「戰鬥性第一，趣味性第二」的徵稿原則。1951年與劉心皇等合組「群力出版社」以後，他最早兩本雜文集：《雞鳴集》《真情集》皆由群力出版。而台灣早年兩大作家組織：「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他都是籌備發起人之一，可知他佔有媒體編輯位置之外，也在主流文學場域扮演吃重角色。

從作者在文壇的角色位置，加上此書文字體裁呈現的戰鬥性格，無形中呈現1950年代初，也就是國民黨初抵台的文壇面貌與時代氛圍。「雞鳴不已」的背景是「風雨如晦」，是「黎明前的黑暗」──雞鳴之後將如何，此時還看不到。眾所周知：1950年代是一個「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白色恐怖年代，冤獄無數。敢於喔喔高啼的聲音，不論處於廟堂或民間，總是第一手時代見證。比如說：怎樣的聲音，是政府可以忍受的。

公開場合不敢說

翻閱《雞鳴集》之際，果然發現一個可以從「語言見證時代」的有趣例子。眼睛在目錄頁上瀏覽時，忽有一題目像對你眨眼睛般，吸引人注意。題目是：「幹，怕什麼」。歷經七0年代鄉土文學與九0年代台語文學洗禮的「新世紀讀者」，很容易誤會他在借本地口語罵人。錯了。來台不久便坐上報社編輯台的媒體文人，只怕還沒有機會熟悉本地語言，何況是底層階級的台語。原來「幹」在這裡是正面的，是「化作實際行動」的意思。翻開內文閱讀，即知題目與「台語」毫無關係。

文章主要批評當時有些人「心裡雖反共，但嘴裡不敢說」，或只敢在私人場合說，公開場合不敢說。作者萬分看不慣、看不起這種遮遮掩掩「軟骨頭的姿態」。於是他加強語氣寫道：

「局勢演變到今天，非共，即反共，再沒有什麼比這更黑白分明了。要反共，就不必怕共，…反共的朋友，做一條英雄好漢吧! 幹! 怕什麼?」。

此文發表於1950年5月22日，可想而知鳳兮說話的對象是誰? 自然是與他一起來到陌生島嶼的「反共朋友」，而不是一般本地民眾。台灣百姓此時連中文都還陌生，既無逃難經驗，更沒有「做一條英雄好漢」的資格。然而題目這四個字，的確可以挪到十年後或數十年後，給台灣民眾持續使用──同樣四個字，換上本地口音之後，立即產生不一樣意思──它變成台灣一般民眾對政府的質問。國民政府「反共」口號喊了許多年，卻是只拿來嚇唬百姓用的，實際行動與口號無關或完全相反。後來的政府口號改成「維持現狀」，不論文字怎麼變同樣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實際行動。原來政府口號都是編來唬爛百姓用的：執政者總有本事聘來文字高手，只編製動聽口號而不必具體執行。早年方塊作家、諤諤之士鳳兮先生因此發明這句：「幹! 怕什麼?」簡短又有力，免費提供給底層大眾隨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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