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25 04:01:29北極熊
[偷]台灣的大陸想像（上）
前些日子在朋友個版匆匆一瞥，一翻1月份的《讀書》，才知刊登於此。不過剛搜尋了一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有同名文章（刊於56期[2004.12]，頁271-284），但時間稍早，此篇或許修改過，不得而知。
作者把兩岸的困境，清楚點明了。
◇◇◇
台灣的大陸想像
鄭鴻生（簡介請見http://0rz.net/870bC；相關著作：臺灣的民族想像之可能及其障礙http://0rz.net/760bm；怒吼來自何處？http://0rz.net/080bH）
在二○○四年台灣的這次總統大選藍綠兩陣營的激烈對立下，泛綠陣營繼續增強他們一貫的省籍族群心理操作，並引起極大反彈。一位較我稍年輕的朋友有天打來電話問起是否聽過如下的笑話：
「當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墻壁上的水龍頭這個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墻上一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
我的朋友似乎在這次選戰中才聽到這個笑話，不勝欷噓。他屬於台灣的新生代，雖然父親來自大陸，但自己一直來卻是偏綠的。我回答說，我不僅聽過，由於出身本省人社區，還從小就聽起。在一二十年來的每次選戰中，這笑話被民進黨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個試圖想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可見這個觀點不分政治立場已經形成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其實把這笑話中的「中國軍隊」換成了台灣鄉下人，台灣換成了都市，在當年的情境也一樣成立。我與我的偏綠朋友都同意這是個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後鄉下人的笑話，實在太不上道了。
這當然不只是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後鄉下人的笑話，還隱含著現代化的進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後的中國。而開始講起這笑話的台灣人正是處於這種身份的曖昧狀態──他認同了現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絕了落後的中國。他以自身的位置，即被日本殖民者帶來現代化好處的都市台灣人，來與大半是被國民黨拉伕而來的大陸農民，進行對立比較。這種強化中國大陸之落後性的刻板印象笑話就一直是泛綠陣營用來動員台灣選民的宣傳策略。
這是我的上一代人，就是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現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輩，所陷入的身份危機。小說家黃春明曾經說過一個他們家裏發生的事：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天皇宣佈戰敗投降時，他的祖父很高興地回到家裏，卻發現他的父親哀傷地哭著，他祖父不解地問他父親說：「孩子，是我們打贏了，你為什麼還哭呢？」與我父母親同一輩的黃春明的父親，確實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影響與好處，而有了與他們上一輩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那一輩都屬前清遺老，在日本據臺之前就出生，並且也都經由三字經等傳統中國經典而識字的。閩南語是他們唯一掌握的語言，他們用閩南語讀全部的漢文經典，以接近唐音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句句押韻而自得於其韻律之美，並自豪於這套來自古中原的「河洛話」。他們還大半身著傳統「唐衫」，而稱大陸原鄉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閩南語白話音不同音），這與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閩粵移民是使用一樣名稱的。他們觀賞傳統戲曲歌仔戲布袋戲，聆聽有著漢唐雅樂遺風的南管與高亢喧鬧的明清新興音樂亂彈，膜拜傳統神祇媽祖關公。他們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現代化風潮下以遺民心態茍活著，我們可以從流傳在他們這一輩人中的一個日本兵的笑話來理解這心情：
「日本兵仔剛到台灣時，看到尋常人家屋外曝曬在大太陽下的、一個個洗刷地十分乾淨的木桶，就像他們家鄉用來裝米飯的木桶，於是就拿來當飯桶使用了。沒想到這些木桶原來是台灣家裏用的夜尿壺，每天一大早就必須拿到屋外洗刷乾淨、曝曬消毒。」
這是兩代間的巨大差異，前清遺民的我的祖父母輩回首遙望的是「唐山」，吃穿閱聽的是中國傳統的閩南樣態；而我父母輩，也即是李登輝這一輩，隔海看到的卻是「支那」，他們期待著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對傳統閩南文化習俗就不能不抱著鄙視的態度了。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抱著鄙視的態度，也對抱殘守缺的他們的父母輩抱著鄙視的態度。他們不看歌仔戲布袋戲，而看起日本美國電影；他們不讀三國水滸，而讀起紫式芥川；他們不聽南管亂彈，而聽起日本歌謠與西方音樂了。
他們這一輩人是台灣受到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卻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語是他們現代化的思想工具，成了他們此後一輩子的思想語言。這樣一種教育卻是一種「強者邏輯」的教育：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後，落後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制。這是以納粹德國為軸心，在二戰時達到最高峰的極右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環。這麼一種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教育體制裏，以現代化做包裝，灌輸到我父母輩的一整個世代。
如此看來，由這一輩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次戰後所渲染開來的的水龍頭笑話，就不只是台灣人譏笑大陸人或都市人譏笑鄉下人的故事，也是現代台灣譏笑落後唐山，有著我的父母輩鄙視我祖父母輩的意涵。他們不只在譏笑隔著台灣海峽、外在於自己的對岸那群人，也在鄙視自己所從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內心深處鄙視著自己的「清國奴」身份。這個自我否定是這一代人的一個情結。
二次戰後台灣有個嬰兒潮，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前後出生的。這時祖父母輩的「唐山」與父母輩的「支那」都已變成了「中國」，而且不只是中國，是一個新的中國，一個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八年抗戰之後的新中國。然而有這麼一段充滿著奮鬥與掙扎歷史的新中國，對他們兩代人而言卻都是陌生的，必須趕緊補課認識。戰爭末期，大家預期日本即將戰敗，開始偷偷學習英語與北京話，父親還曾因此被日本憲兵隊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輩人心裏明白要迎接來的將是一個新的中國，不是過去的唐山了。
光復後台灣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將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請回來，因為這在皇民化時期曾被壓制禁止。不過他們卻發現從唐山過來的新唐山人家裏竟然沒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媽。這是一批受過中國現代化革命影響的大陸人，對仍有著舊唐山記憶的台灣人而言確實有點不一樣了。然而不管如何，舊傳統都一一恢復了，歌仔戲、布袋戲、酬神廟會，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陣與八家將都回來了，但是傳統的漢文教育，以及作為我祖父母輩的思想語言、用來讀經吟詩的典雅閩南語，卻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及四九年後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確立，卻又開始了一連串的心理變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壓制的情況下，以日文作為接觸現代知識唯一語言的我父母這一代人，在社會發言上頓時成了文盲啞巴的失語的一代。而原本用來稱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詞，卻被轉成「阿山仔」一詞，還以特別聲調說出，用來蔑稱戰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半山」則用來蔑稱抗戰期間奔赴唐山參加抗日行列，戰後隨著國民政府回來的台灣人。在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五六○年代，傳統唐山觀念基本上已經灰飛煙滅，只偶而在祖父母提及陳年往事時脫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則是父母輩的慣用語，對他們而言，這是與「支那」一詞及他們年輕時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東西。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年代從家族鄰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覺概念。然而由於國民政府對傳統戲曲與宗教習俗的解禁（這在日據時代末期是遭到壓抑的），屬於祖父母輩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又蓬勃起來了。於是我們這一代人在小時候，可能一邊聽著父母唱日本歌謠桃太郎荒城之月，一邊跟著祖父母去看歌仔戲山伯英臺狸貓換太子；一邊高興地跟父母親去看日本美國電影，一邊興奮地站在廟口觀看迎媽祖的熱鬧行列；一邊到基督教堂去領糖果，一邊牽著祖父的手去清明掃墓。父母為新生兒子命名，在日據末期皇民化壓力下曾經出現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復後出生潮的我們這一代，卻出現了很多「崇堯、崇舜、堯雄、舜傑」之名，顯然是在我祖父母輩重新取得命名主導權下所取的名字，以堯舜之名重新召喚唐山先祖。經由這麼一個迂迴的方式，我們戰後這一代人似乎又與舊唐山挂了勾，然而卻是在這唐山與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長的。
一個更大的影響力在我們入學之後發生。我們是戰後重新接受「中國教育」的第一代，但這教育已經不是傳統的漢文教育，而是一個「新中國」的教育，這個新中國是以辛亥革命為主軸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有其特定的中國概念，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傳統，但基本上卻是一個現代化的國族概念，傳統只是用來支撐這個國族目標，尤其他又是撤退到台灣的偏安政權。
然而即使我們整天聽著「領袖、主義、國家」，它所容忍的中國傳統卻還是能與台灣的民俗社會挂勾。我們在學校學習的中國歷史地理與文化教材，基本上是與台灣傳統的戲曲音樂宗教習俗一致的，即使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態度，但堯舜禹湯與媽祖關公並列，都是「屬於我們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文化歸屬感是我們戰後這一代人與我們父母輩不一樣的的第一個重大的中國概念，神州大陸乃是我們的眾神之州。而我們也很快掌握到新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國語白話文，即使在發音上講不好「標準國語」，但到了六○年代就已經產生出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李昂等文學家寫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論戰」中，出場的幾位殷海光在臺大的年輕弟子許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辯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長對手毫不遜色。這個新的「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著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重建起來了，國語成了我們這一代開始的思想語言。
但是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卻大半只能是個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的分治敵對整個斷絕了人的往來，而這種斷絕的情況比日本據臺五十年還要嚴重。日據時期即使有海禁，兩岸的人還是可以往來，尤其是在閩南語區的泉州漳州潮州與台灣之間的親族往還，如今連傳統親族往還都不可得了。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體接觸與互動。
然而更重大的影響是，以「反共」作為其新中國重要屬性的中華民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對岸的另一個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繪成妖魔之域。雖然中華民國有一個「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的目標，但這個「大陸同胞」是無臉的、抽象的、觸摸不到的。在六○年代的台灣，我們會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中國人」應當如何如何，但是這連海外華僑都算在內的「中國人」卻不包含「大陸同胞」，那十億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難同胞」，具體現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們即使很有興致地在中華民國的地圖上劃著祖國江山的鐵路線，但也只能是畫餅充饑。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七○年代之前成長過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國」。
雖然兩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國版本，卻都是在十九世紀列強侵淩中國時，做為一種對傳統中國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繼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條道路上。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對立的，他們在對美國與傳統的態度上對立著，一個新中國內含著「反共親美」並容忍傳統象徵，另一個新中國則是「抗美援朝」並走向破四舊的道路。同樣是中國現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關鍵似乎在於如何對待美國這個新興的世界霸權。在五六○年代冷戰時期成長的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這麼一種反對大陸新中國版本的「親美反共」教育。
美國的因素極為重大，它在國民黨新中國的內部製造蛻變，它是五四運動有別於中共路線的另類出路。這也同時發生在五六○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藉由《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展開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一連串的嚴厲批判，最後竟走到了「全盤西化」論。然而這並非五四的全然回魂，不同於當年五四全盤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線，發生在六○年代台灣的全盤西化論卻是走向國民黨的背後支持者──美國。如此，五四在台灣的重演一方面的確加強了新中國意識，包含國民黨版的以及夾帶其間的一點中共版；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提供了內含於反共親美意識形態裏的反中國因素，而且不論反的是新舊中國。
然而在日據時期，各種新舊中國意識在台灣的脈絡裏並非完全是斷裂跳躍地發生。從參加同盟會並在台灣延燒辛亥烽火而上了絞刑臺的羅福星 (一八八六～一九一四)開始，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每個環節的行動接二連三地發生，直到台灣光復。台南人翁俊明 (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許為辛亥革命志士，畢業於台灣醫學校，曾於一九一三年集結同志籌款援助國民革命，並與醫學校同學淡水人杜聰明 (一八九三～一九八六)於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圖暗殺袁世凱，未果而還。他後來又在抗戰其間奔赴重慶，幫助成立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接著也是畢業於台灣醫學校的宜蘭人蔣渭水 (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孫中山學說，在一九二一年糾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協會」，推展台灣人民之啟蒙運動，並在一九二六年成立台灣民眾黨，展開工人農民運動。而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彰化人賴和 (一八九四～一九四三)，響應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台灣的白話文小說書寫，被尊為台灣現代小說之父。
作者把兩岸的困境，清楚點明了。
◇◇◇
台灣的大陸想像
鄭鴻生（簡介請見http://0rz.net/870bC；相關著作：臺灣的民族想像之可能及其障礙http://0rz.net/760bm；怒吼來自何處？http://0rz.net/080bH）
在二○○四年台灣的這次總統大選藍綠兩陣營的激烈對立下，泛綠陣營繼續增強他們一貫的省籍族群心理操作，並引起極大反彈。一位較我稍年輕的朋友有天打來電話問起是否聽過如下的笑話：
「當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墻壁上的水龍頭這個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墻上一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
我的朋友似乎在這次選戰中才聽到這個笑話，不勝欷噓。他屬於台灣的新生代，雖然父親來自大陸，但自己一直來卻是偏綠的。我回答說，我不僅聽過，由於出身本省人社區，還從小就聽起。在一二十年來的每次選戰中，這笑話被民進黨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個試圖想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可見這個觀點不分政治立場已經形成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其實把這笑話中的「中國軍隊」換成了台灣鄉下人，台灣換成了都市，在當年的情境也一樣成立。我與我的偏綠朋友都同意這是個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後鄉下人的笑話，實在太不上道了。
這當然不只是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後鄉下人的笑話，還隱含著現代化的進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後的中國。而開始講起這笑話的台灣人正是處於這種身份的曖昧狀態──他認同了現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絕了落後的中國。他以自身的位置，即被日本殖民者帶來現代化好處的都市台灣人，來與大半是被國民黨拉伕而來的大陸農民，進行對立比較。這種強化中國大陸之落後性的刻板印象笑話就一直是泛綠陣營用來動員台灣選民的宣傳策略。
這是我的上一代人，就是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現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輩，所陷入的身份危機。小說家黃春明曾經說過一個他們家裏發生的事：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天皇宣佈戰敗投降時，他的祖父很高興地回到家裏，卻發現他的父親哀傷地哭著，他祖父不解地問他父親說：「孩子，是我們打贏了，你為什麼還哭呢？」與我父母親同一輩的黃春明的父親，確實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影響與好處，而有了與他們上一輩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那一輩都屬前清遺老，在日本據臺之前就出生，並且也都經由三字經等傳統中國經典而識字的。閩南語是他們唯一掌握的語言，他們用閩南語讀全部的漢文經典，以接近唐音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句句押韻而自得於其韻律之美，並自豪於這套來自古中原的「河洛話」。他們還大半身著傳統「唐衫」，而稱大陸原鄉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閩南語白話音不同音），這與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閩粵移民是使用一樣名稱的。他們觀賞傳統戲曲歌仔戲布袋戲，聆聽有著漢唐雅樂遺風的南管與高亢喧鬧的明清新興音樂亂彈，膜拜傳統神祇媽祖關公。他們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現代化風潮下以遺民心態茍活著，我們可以從流傳在他們這一輩人中的一個日本兵的笑話來理解這心情：
「日本兵仔剛到台灣時，看到尋常人家屋外曝曬在大太陽下的、一個個洗刷地十分乾淨的木桶，就像他們家鄉用來裝米飯的木桶，於是就拿來當飯桶使用了。沒想到這些木桶原來是台灣家裏用的夜尿壺，每天一大早就必須拿到屋外洗刷乾淨、曝曬消毒。」
這是兩代間的巨大差異，前清遺民的我的祖父母輩回首遙望的是「唐山」，吃穿閱聽的是中國傳統的閩南樣態；而我父母輩，也即是李登輝這一輩，隔海看到的卻是「支那」，他們期待著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對傳統閩南文化習俗就不能不抱著鄙視的態度了。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抱著鄙視的態度，也對抱殘守缺的他們的父母輩抱著鄙視的態度。他們不看歌仔戲布袋戲，而看起日本美國電影；他們不讀三國水滸，而讀起紫式芥川；他們不聽南管亂彈，而聽起日本歌謠與西方音樂了。
他們這一輩人是台灣受到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卻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語是他們現代化的思想工具，成了他們此後一輩子的思想語言。這樣一種教育卻是一種「強者邏輯」的教育：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後，落後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制。這是以納粹德國為軸心，在二戰時達到最高峰的極右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環。這麼一種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教育體制裏，以現代化做包裝，灌輸到我父母輩的一整個世代。
如此看來，由這一輩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次戰後所渲染開來的的水龍頭笑話，就不只是台灣人譏笑大陸人或都市人譏笑鄉下人的故事，也是現代台灣譏笑落後唐山，有著我的父母輩鄙視我祖父母輩的意涵。他們不只在譏笑隔著台灣海峽、外在於自己的對岸那群人，也在鄙視自己所從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內心深處鄙視著自己的「清國奴」身份。這個自我否定是這一代人的一個情結。
二次戰後台灣有個嬰兒潮，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前後出生的。這時祖父母輩的「唐山」與父母輩的「支那」都已變成了「中國」，而且不只是中國，是一個新的中國，一個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八年抗戰之後的新中國。然而有這麼一段充滿著奮鬥與掙扎歷史的新中國，對他們兩代人而言卻都是陌生的，必須趕緊補課認識。戰爭末期，大家預期日本即將戰敗，開始偷偷學習英語與北京話，父親還曾因此被日本憲兵隊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輩人心裏明白要迎接來的將是一個新的中國，不是過去的唐山了。
光復後台灣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將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請回來，因為這在皇民化時期曾被壓制禁止。不過他們卻發現從唐山過來的新唐山人家裏竟然沒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媽。這是一批受過中國現代化革命影響的大陸人，對仍有著舊唐山記憶的台灣人而言確實有點不一樣了。然而不管如何，舊傳統都一一恢復了，歌仔戲、布袋戲、酬神廟會，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陣與八家將都回來了，但是傳統的漢文教育，以及作為我祖父母輩的思想語言、用來讀經吟詩的典雅閩南語，卻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及四九年後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確立，卻又開始了一連串的心理變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壓制的情況下，以日文作為接觸現代知識唯一語言的我父母這一代人，在社會發言上頓時成了文盲啞巴的失語的一代。而原本用來稱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詞，卻被轉成「阿山仔」一詞，還以特別聲調說出，用來蔑稱戰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半山」則用來蔑稱抗戰期間奔赴唐山參加抗日行列，戰後隨著國民政府回來的台灣人。在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五六○年代，傳統唐山觀念基本上已經灰飛煙滅，只偶而在祖父母提及陳年往事時脫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則是父母輩的慣用語，對他們而言，這是與「支那」一詞及他們年輕時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東西。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年代從家族鄰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覺概念。然而由於國民政府對傳統戲曲與宗教習俗的解禁（這在日據時代末期是遭到壓抑的），屬於祖父母輩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又蓬勃起來了。於是我們這一代人在小時候，可能一邊聽著父母唱日本歌謠桃太郎荒城之月，一邊跟著祖父母去看歌仔戲山伯英臺狸貓換太子；一邊高興地跟父母親去看日本美國電影，一邊興奮地站在廟口觀看迎媽祖的熱鬧行列；一邊到基督教堂去領糖果，一邊牽著祖父的手去清明掃墓。父母為新生兒子命名，在日據末期皇民化壓力下曾經出現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復後出生潮的我們這一代，卻出現了很多「崇堯、崇舜、堯雄、舜傑」之名，顯然是在我祖父母輩重新取得命名主導權下所取的名字，以堯舜之名重新召喚唐山先祖。經由這麼一個迂迴的方式，我們戰後這一代人似乎又與舊唐山挂了勾，然而卻是在這唐山與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長的。
一個更大的影響力在我們入學之後發生。我們是戰後重新接受「中國教育」的第一代，但這教育已經不是傳統的漢文教育，而是一個「新中國」的教育，這個新中國是以辛亥革命為主軸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有其特定的中國概念，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傳統，但基本上卻是一個現代化的國族概念，傳統只是用來支撐這個國族目標，尤其他又是撤退到台灣的偏安政權。
然而即使我們整天聽著「領袖、主義、國家」，它所容忍的中國傳統卻還是能與台灣的民俗社會挂勾。我們在學校學習的中國歷史地理與文化教材，基本上是與台灣傳統的戲曲音樂宗教習俗一致的，即使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態度，但堯舜禹湯與媽祖關公並列，都是「屬於我們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文化歸屬感是我們戰後這一代人與我們父母輩不一樣的的第一個重大的中國概念，神州大陸乃是我們的眾神之州。而我們也很快掌握到新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國語白話文，即使在發音上講不好「標準國語」，但到了六○年代就已經產生出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李昂等文學家寫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論戰」中，出場的幾位殷海光在臺大的年輕弟子許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辯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長對手毫不遜色。這個新的「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著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重建起來了，國語成了我們這一代開始的思想語言。
但是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卻大半只能是個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的分治敵對整個斷絕了人的往來，而這種斷絕的情況比日本據臺五十年還要嚴重。日據時期即使有海禁，兩岸的人還是可以往來，尤其是在閩南語區的泉州漳州潮州與台灣之間的親族往還，如今連傳統親族往還都不可得了。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體接觸與互動。
然而更重大的影響是，以「反共」作為其新中國重要屬性的中華民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對岸的另一個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繪成妖魔之域。雖然中華民國有一個「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的目標，但這個「大陸同胞」是無臉的、抽象的、觸摸不到的。在六○年代的台灣，我們會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中國人」應當如何如何，但是這連海外華僑都算在內的「中國人」卻不包含「大陸同胞」，那十億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難同胞」，具體現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們即使很有興致地在中華民國的地圖上劃著祖國江山的鐵路線，但也只能是畫餅充饑。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七○年代之前成長過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國」。
雖然兩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國版本，卻都是在十九世紀列強侵淩中國時，做為一種對傳統中國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繼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條道路上。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對立的，他們在對美國與傳統的態度上對立著，一個新中國內含著「反共親美」並容忍傳統象徵，另一個新中國則是「抗美援朝」並走向破四舊的道路。同樣是中國現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關鍵似乎在於如何對待美國這個新興的世界霸權。在五六○年代冷戰時期成長的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這麼一種反對大陸新中國版本的「親美反共」教育。
美國的因素極為重大，它在國民黨新中國的內部製造蛻變，它是五四運動有別於中共路線的另類出路。這也同時發生在五六○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藉由《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展開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一連串的嚴厲批判，最後竟走到了「全盤西化」論。然而這並非五四的全然回魂，不同於當年五四全盤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線，發生在六○年代台灣的全盤西化論卻是走向國民黨的背後支持者──美國。如此，五四在台灣的重演一方面的確加強了新中國意識，包含國民黨版的以及夾帶其間的一點中共版；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提供了內含於反共親美意識形態裏的反中國因素，而且不論反的是新舊中國。
然而在日據時期，各種新舊中國意識在台灣的脈絡裏並非完全是斷裂跳躍地發生。從參加同盟會並在台灣延燒辛亥烽火而上了絞刑臺的羅福星 (一八八六～一九一四)開始，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每個環節的行動接二連三地發生，直到台灣光復。台南人翁俊明 (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許為辛亥革命志士，畢業於台灣醫學校，曾於一九一三年集結同志籌款援助國民革命，並與醫學校同學淡水人杜聰明 (一八九三～一九八六)於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圖暗殺袁世凱，未果而還。他後來又在抗戰其間奔赴重慶，幫助成立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接著也是畢業於台灣醫學校的宜蘭人蔣渭水 (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孫中山學說，在一九二一年糾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協會」，推展台灣人民之啟蒙運動，並在一九二六年成立台灣民眾黨，展開工人農民運動。而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彰化人賴和 (一八九四～一九四三)，響應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台灣的白話文小說書寫，被尊為台灣現代小說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