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人稱柯P，是台灣政界近年異軍突起的風雲人物。由一個沒有政治背景的醫生，到當選台北市市長，再成功連任，然後在去年成立政黨並擔任主席，他的政治生涯可謂高歌猛進。柯文哲最為人所推崇的一點，就是他務實的行事風格。他將作為一個醫者嚴謹認真，實事實作的態度帶到政府，為政界帶來一股新風氣。對於這位「異類」，我也感到相當好奇，所以便選擇了講述柯P從醫療走向政壇的自傳「生死之間︰柯文哲從醫療現場到政治戰場的修練」來閱讀。

　　這本書大部份篇幅都是講述柯P作為醫師的三十年間所經歷過的真實案例，雖然這些只是他醫師生涯的冰山一角，但讀起來卻份量十足。這些案例當中充斥著各種兩難的決擇，有醫生的，有患者的，有家屬的，在面對這些影響深遠的問題時，不論是何種身份都免不了內心的糾結和掙扎。如果搶救成功，也有很大機率變成植物人苟延殘喘數月然後去世，是救還是不救？如果截肢後病人還是有七成的機率繼續惡化，步向死亡，是截還是不截？如果病人已經被診斷為救不活了，是否要接上葉克膜，呼吸器，洗腎機等等為其延命十天半月？這些情況不論選那一種做法，都有其支持者跟反對者，而當中要作出決定的人往往要承受莫大的壓力。像是書中提到的一個妻子要決定是否終止救治其腦死的丈夫，那些陪同而來的親戚就在旁邊指手劃腳，不救就是立心不良，對丈夫見死不救，救就是白白浪費金錢，增加家庭的負擔；一個七歳的男孩，因為四肢累積毒素而逐漸壞死，他雖然插滿喉管，但卻意識清醒，對於是否截肢繼續搶救，主治醫生猶豫了。這些重量級的選擇題，給答題者的考慮時間卻很短，可能想個半天，病人就已經與世長辭了。有人可能會想，這樣不就不用選了嗎？可是，這種情況下的失救，誰能保證沒有人責難那個做不了選擇的人害病人錯過了生還的機會。

　　從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案例，柯P指出醫學倫理的重要性。醫生作為一個救死扶傷的專業，除了硬核的技術外，為病人著想的心也不可或缺。像是那個七歲男孩的案例，他的母親每次在加護病房見到兒子就昏過去，父親也是茫然不知所措，他本人也只有七歲，就算意識清醒，要他去選擇成為「人球」還是死，他選得了嗎？最後只剩他的主治醫生可以做決定，可是就算截肢了，男孩也有機會死去，到時候要如何跟家屬交待也是一個問題。書中提到，很多時候家屬對於家人的死充滿了愧疚，當這份愧疚讓他們無法承受，為了緩和這份情緒，他們會選擇對醫生提告，以轉移那種無法承受的壓力，結果就是所有人都不好過。在這種生死之間，醫學倫理的作用就是讓病人可以體面安心的離去，家屬可以對親人的死亡釋懷，醫生可以免卻不必要的麻煩。大多數情況下，病人跟家屬都沒有醫學知識，在面對這些生死大題時只有不安跟迷茫，作為最清楚狀況的醫者如果可以跟他們好好溝通，引導他們走過跟親人離別的過程，這些不安跟迷茫是可以緩解的。但現實可悲的是，現在的醫療壓力很大，醫者沒有閒情逸致來做這種事，醫療制度上也沒有指引跟規範讓醫病進行良好的互動。

　　柯P在台大醫院任職期間推行很多的政策都為了醫患可以有更好的互動，從而達到雙嬴的局面。其中急疹後送病房，又稱「德蕾莎病房」令我感觸最深。德蕾莎修女每天只有兩塊的美金作為經費，她能做的就是每天推著板車，把垂死的乞丐帶回教會，幫他洗澡換衣服，給他喝點米湯。最後在乞丐離世時幫他禱告，送他離開人世。德蕾莎修女這樣做，在商業的角度，本益比為零，但卻讓那些乞丐體在人生的最後得到一份救贖。同樣地，被稱為「德蕾莎病房」的急疹後送病房，就是為了接收那些滯留在急疹處的病人。那些病人通常是沒錢沒權，病多病重，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的病人。這些被接收了的病人，除了可以避免無聲無息地在急疹處的走廊死去，還能在生命的末期受到照顧。即使無法改變他們要離開人世的命運，但在醫護人員的照顧下，除了可以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痛苦，也能讓他們在最後一段路能夠感受到人間的溫暖。與德蕾莎修女所做的事一樣，「德蕾莎病房」也是本益比極低的一項服務。那些被接收的病人不單狀況多，也不會再花巨額的金錢在治療跟檢查上，對於醫院來說只是消耗資源而無法帶來任何盈利。在柯P離開後不久，「德蕾莎病房」也成為歷史。

　　在看完這本書後，我大概可以理解為何柯P可以嬴得民眾的支持，在政界闖出一片天。因為現在以人為本做事的領袖越來越少了，十之八九都以自己的利益為先。當權者的著眼點是如何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那些不能搞錢的社會事務當然能拖便拖。久而久之問題便越積越多，民眾對一個為民做事的人越發渴求。柯P的出現使人們看到一個打破困局的希望，所以人們便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有很多對大眾有利的事情，其實無利可圖，甚致還得倒貼。問題是如果不去做這些事情，最後受害的還是大眾。從上年年底開始肆瘧的新冠肺炎，世界各地政府的對應措施正正可以說明這點。我們應該趁著這次疫情，反思一下公眾利益的重要性。有些事情雖然看似離我們很遠，但當發生在我們身上時，就後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