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交部長陳唐山一句新加坡「扶卵葩」之說引發爭議，不出意料地，引起持相反政治立場的人群起攻之，認為他實在太「野蠻」了。然而，較為心酸的並不是我們早以看慣了的藍綠政黨爭鬥，卻是許多年輕人也煞有其事地一口咬定了陳唐山的「粗鄙」：「他本來就不該在那樣的場合講那種話啊！」

許多獨派的言論當然不甘示弱，紛紛表示「卵葩」是正統母語，絲毫不粗俗。而本土文化界人士更是處心積慮地為此說辯護，也有人提出華語有「舔痔」一詞更為粗俗；當然，此一說又遭來「比爛」之評。事實上，拼命在「卵葩好不好」或「誰比較俗」上面作文章，並無法解決被掩蓋在假道學下的文化壓迫問題。

首先，陳唐山部長意圖陳明國家困境的用意在這樣的爭論下，一下子便被這種用企圖用「道德人」來掩飾「不道德社會」的手段弭平，這是很容易被檢驗的。但撇開台灣的外交處境不談，我們或許應該繼續關注「語言瀕死」的現實危機。

不可否認地，「母語」在現今不可開交的政治鬥爭下，儼然成為族群鬥爭的工具。過去的支配階層面對本土意識的興起，一方面必須學習台灣人民的既有語言，另一方面卻又要批判母語的「過份使用」是「法西斯」。而當過去的被支配的階層取得自主權，積極推行母語教育以及政策時，又常常被批判為「沙文主義」。只是我們都不再意識到，儘管我們的母語新聞時段增加了，鄉土語言教材增厚了，母語電視劇也蔚為風行，但事實上，母語仍舊處於一個走向死亡的狀態。

以大衛‧克里斯托所著《語言的死亡》一書論起，舉他例以為對照，在威爾斯，在日本蝦夷，在非洲，或在更多更多我們所不知道的各地，都曾發生過支配文化幾乎消滅語言的例子。有些因素是因為經濟困境或疾病直接衝擊民族的生存，然而相似於台灣的「政治因素」，在世界各地也都俯拾可見。《語言的死亡》將語言的衰退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社會政治經濟的壓力下使語言被迫停用，第二階段則是新語言跟舊語言並存之勢，而第三階段則是「年輕一代的新語言愈講愈流利，對新語言的認同也愈來愈強，舊語言反而愈來愈不合他們的需求。」而作者認為為了避免語言死亡，必須在第二階段抓緊機會一搏。

台灣以華語（俗稱「國語」，國語一詞的確充滿了統治意味）作為官方語言，而母語在長久的極權統治與文化支配下，早已失去優先使用權，反而成為鄉間民眾溝通的用語（你問：不對呀，現在還有台語、客語新聞呀！別搞錯了，那些新聞的母語，幾乎是從「國語」硬翻的啊！）。若論及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科學，似乎唯有國語（挖勒，英文好像更好？）說得通，而母語則淪為如大衛‧克里斯托所說的「對內」(inward-looking)的語言，最後則成為「家用方言」(family dialect)。

大衛‧克里斯托在《語言的死亡》說中說，「弱勢講自己的語言覺得丟臉，只要一定可以講支配語言，拿瀕危語言族群作笑柄，迴避使用自己語言的典禮和場合，那（語言瀕死的）第二階段，就很可能只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期，便無疾而終」。作者認為，「加強對自己語言的正面態度，是語言保存理最重要的一件工作」；而作者更為精妙神準之言在於，「語言周遭的整體氣氛權都不對，還以政治因素為多」。

是的，對內的語言必須要找到自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條件。但是台灣現有的處境是，母語確實已經在推廣，但是仍然跳脫不了她既有的自卑情結。而這樣的負面態度，按照克里斯托的說法是，「無一例外，都是從支配文化那裡來的」，因為「支配文化的人慣常在他們身上貼上愚笨、懶惰、野蠻等污衊的標籤」。

另外，即使母語教育已經開始被重視，卻往往遭到許多批判。譬如「功課壓力太大」，或是「拼音方法荒謬難懂」。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些悲天憫人的「文化人」表面顯得充滿文化意識，往往操持著「社會關懷」腔調，卻不曾去思索如何共同營造一個健康的語言並存的社會，並且任憑政治人物一面要求「族群平等」，卻又不斷地強化「南部人低俗、沒水準」的印象。

兩千零四年，以文化界人士為班底的「族群平等聯盟」以正義之士之姿，在總統大選之際，以「抓蟲」的方式糾舉「撕裂族群」的語言，其用心令人感佩。然而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弱勢語言是如何在被壓迫、歧視、禁語的過程中被簡化的。一味地咬定人家「法西斯」，卻無視於文化剝奪的過程，實在恐有「倒果為因」之嫌。

當然，使用弱勢語言的族群，也必須提防自己成為「語言極端份子」。《語言的死亡》舉了「威爾斯語言委員會」的例子，在面對「街頭瘋子傳教士」這個流行樂團被批評講「爛威爾斯語」時，毫不客氣地指出這個可以使年輕人對威爾斯語改觀的機會「被老學究搞砸了」。事實上，「語言極端主義者，也很有可能是消滅語言的幫兇」。

或許大家可以用一些「想像」的方式來理解至今我們社會的語言處境。譬如大家想想看，如果李豔秋所主持，有爵士鍵盤手配樂的政論「新聞夜總會」，是以台語發聲，會是怎樣？如果汪笨湖的「台灣心聲」講的是道地的京片子呢？如果偶像劇「流星花園」用客語來演呢？還有，假使我們留意身邊的家人，看看小孩子講的是什麼語言，觀察他們在同儕之間講母語或是「台灣國語」是否會被歧視？

於是你會發現，就台灣來說，「國語」還是凌駕於任何語言之上的。而語言與民族的自信又是高度的相關。許多人開始認為福佬人作為最大族群，顯然福佬話成為最大宗。不過就整個語言所經歷的壓迫史看來，福佬話其實仍是處在瀕死階段的。你會發現弱勢語言被拿來使用得最厲害時，往往是在選舉期間。而選舉期間的母語被大量使用，幾乎好像是語言死亡前的回光反照一樣。在日常生活中，「語言冷感症」、「語言絕望症」仍然存在於華語之外的各種語言當中。

讓我們來看看《語言的死亡》如何為弱勢語言找出路。作者分別提到「提高瀕危語言在支配族群裡的尊嚴」、「增加瀕危語言族群於支配族群裡的財富」、「提高瀕危語言族群於支配族群眼裡的法律權力」、「加強瀕危語言於教育體系裡佔的份量」、「瀕危語言族群將語言寫成文字」、「瀕危語言族群善加利用電子科技」。從這些作者提出的方式中，對照於台灣的弱勢語言的處境，我們終於能瞭解語言平等以及族群平等，仍是一個遙遠的境界。

我們必須建立的，是一個多元語言的健康社會。這種健康存在與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對他者語言的想像必須是充滿敬意與了解。這並不是那個語言有比較多人使用的問題，也不是語言教材難不難的問題。瞭解語言的處境，必須從深層的歷史關顧與文化思維出發，看穿語言連結於階級中的矛盾，不然，若只有憑著粗淺的正義一味論斷他人為法西斯，很有可能本身其實就是法西斯哩。

《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
作者：大衛‧克里斯托 David Crystal
翻譯：周蔚
出版：貓頭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