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文學運動肇始於一九二○年代，辭藻雕琢、陳腔濫調的舊文學自此走入歷史。一八九五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日本帝國在台灣實施一連串的政治高壓政策，其後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軍司令部宣佈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政府依戰時國策推動「皇民化運動」，統治政策進一步延伸到台灣人的生活與思想。在強硬的軍事鐵腕下，台灣民眾的抗日活動被迫停止，然而台灣人民並不因此屈服，民族熱血在每一個知識份子的血脈裡沸騰，引發更多反日抗爭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與當時政治文化等層面的反日民族活動緊密結合，成為台灣民族意識覺醒的一環，由於它具有強烈寫實主義的性格，台灣新文學不但反映當時現實的種種，更背負台灣人意識的民族使命。﹙註一﹚

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民眾，長期籠罩在日本壓迫的陰影裡，發出痛苦的呻吟，因此日據時代的新文學多半帶有抗議色彩，當時台灣作家處理的題材皆與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由於文學作品書寫了殘酷的殖民生活，成為許多苦難民眾的精神保壘。賴和的〈一桿「秤仔」〉、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牛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的小鎮〉等皆是描寫日本高壓政策下，台灣被剝削民眾的艱辛歲月。其中賴和、呂赫若與龍瑛宗具有客籍身份，還有吳濁流也是日據時代重要的客籍作家。賴和與呂赫若皆於身後，史學家從他們著作與生平中發現他們「福佬客」的血統，「這是迄今為止已有確切認定的僅有的日據時代福佬客作家。」 ﹙註二﹚

賴和擁有「台灣文學之父」的美稱，他出身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長年於彰化地區懸壺濟世，工作之餘投身社會文化運動團體，為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運動的要角，曾兩度被捕入獄。賴和原為舊詩人，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投入文化抵抗及思想啟蒙運動，改寫新體詩與小說，陸續在《台灣民報》以白話文發表新詩、小說作品，享有日據時期「台灣人喉舌」之稱。賴和雖然自己長期處於統治者監視的壓力下，仍然將自己的文學定位在社會抵抗，不站在自己階級為自身利益代言，也不描寫自己的際遇。﹙註三﹚ 他的小說人物以一般平民為主，寫農民、婦女、菜販，批判當時壓榨剝削人民的日本官僚，領導新文學投入抵抗行列。

至於呂赫若出現文壇的時候，台灣社會正急速走向現代化，近代世界思潮湧入台灣，民眾也敲開知識的大門。一九三五年以〈牛車〉初入文壇，一鳴驚人，刊載於日本《文學評論》雜誌，其後被《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選為弱小民族的文學代表作品。他與楊逵、賴和都是日據時代解放運動的先驅者，帶領台灣民眾反抗日本帝國與封建社會。他的文學題材從未脫離台灣社會，常以冷靜的穿透能力，敏銳地看清事情環結不能相扣的關鍵，透過平實自然的筆觸，寫下自己的感受及描述身處的社會。在殖民時代，面對惡劣的環境，呂赫若從未放下他的筆桿，也從沒放棄追尋文學的夢想。光復後的一段政治與文學運動全盛期，呂赫若更積極描寫戰前戰後被日本和中國統治的兩種生活，為時代留下見證。﹙註四﹚

戰前具有客籍身份的作家，除了賴和與呂赫若外，尚有龍瑛宗和吳濁流。龍瑛宗是台灣最重要的日文作家之一，其產量相當可觀。於西元一九一一年生於新竹北埔庄，一九三七年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舉成名，得到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獎。這篇描寫苦悶台灣青年的遭遇，中學畢業的陳有三在街役所（鎮公所）謀得會計助理的職位，他本來擁有崇高的理想，一心想靠自修苦學考取「普通文官」或律師等資格，但環境的殘酷使他發覺自己理想的荒謬，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最終迫使他走入絕望的深淵。 龍瑛宗的小說主角不是知識份子，就是擁有知識想法的人物，在殖民的黑暗時代，這些人物多半持有宿命的傾向，但這並非龍瑛宗創作的本意，其實他是藉著知識份子表面的「屈服」，達到對日本統治階級內斂的抗議。葉石濤對龍瑛宗筆下知識份子的苦悶有一番不同的詮釋：

「客家人」意識給龍瑛宗帶來的卻是巨大的損害；他的作品裏表現的知識份子濃烈的絕望、悲觀和虛無，一部分來自他的客家「情結」。作為日據時代的知識份子而言，他感到有雙重的壓迫和摧殘加在他的心靈上；其一是來自共同敵人---日本殖民者，其二是來自福佬系作家有形無形的歧視。這兩種壓力的巨大陰影造成了龍瑛宗文學的「被壓迫」的意識；同時也變成被異化，被疏離的龍瑛宗文學的主題。

龍瑛宗的著名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所以有世紀末蒼白知識份子濃烈的哀傷和絕望，來自這種被壓迫意識。﹙註四﹚

無論如何，龍瑛宗的文學反映知識份子的蒼白與墮落，就創作風格與藝術技巧而言，在台灣文學史上是位不同凡響的創作者。他以獨特的眼光，直接探索人物複雜的內心情感，他自己曾說過：「我所以不停的寫，只是不願讓這一段歷史成為空白，想藉著文學給子孫們留下記錄，讓他們瞭解在異族統治下所受到的羞辱和無以言對的痛苦。我實在有責任記下這段坎坷的經驗。」﹙註五﹚ 他肩負的民族使命感，的確為台灣文學與後世子孫留下可佩的精神。

吳濁流是另一位客系作家的巨擘，一九○○年生於新竹新埔，三十七歲於《台灣新文學》發表〈水月〉，接著以〈泥沼中的金鋰魚〉得到該刊比賽首獎，開啟他的文學之路。他原為公學校教師，後因抗議郡視學污辱台籍教師，憤而辭職，到南京任職記者，這些經歷深刻影響吳濁流文學日後的發展。在抗戰時期他冒險完成的《亞細亞的孤兒》，描寫台灣熱血青年，在往返日本與中國之間，領悟自己身為台灣人的「孤兒命運」。吳濁流在這部作品中，奠定自己的寫作風格。他認為小說該要為歷史留下見證，因此他的文學一直向台灣時局靠攏。他的作品總是充斥著維護正義的勇猛之氣，有些文學評論家直接論斷他的作家性格為「社會病理學家」。﹙註八﹚ 戰後吳濁流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親身經歷白色恐怖，他仍然奮不顧身為時局代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等皆是時代動盪下的作品。

吳濁流如此堅強的文學態度，有學者認為他充分展現了客家人的硬頸精神。鍾肇政曾於文中介紹吳濁流謂：「發揮客家人硬頸精神的極致的，是吳濁流其人。在強權籠罩下，如果想讓文學作品來進行抗爭，那就只有轉入『地下』了。環顧台灣文學六十年史，在這段期間以地下姿態從事創作，並留下作品的，僅得吳氏一人，吳氏亦因而以特立獨行之姿，為後世所景仰。」﹙註六﹚ 一九六四年，吳濁流獨資創辦《台灣文藝》，但未能如期得到廣大的迴響，他繼續籌措「台灣文學獎」，之後又利用退休金成立「吳濁流文學獎」，「其堅毅無比的文學奉獻熱忱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將客家族群的強項特質在文學上發揮得萬分透徹。」﹙註九﹚ 吳濁流憂國憂民的情操，不僅在文學史上大放光彩，也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良多。

光復後，台灣作家面臨跨越兩個不同的政權，部分作家無法適應環境的變遷，未能迅速克服語言的障礙，紛紛停止創作腳步，造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斷層。事實上台灣文學在戰爭期間已呈現衰退狀態，文學不再直接參加反抗，與抗爭運動分道揚鑣，轉入地下或改以迂迴前進的方式。日據時代的作家肩負文學薪傳的責任，楊逵、呂赫若、張文環、龍瑛宗、吳濁流等人，即是這一代接續文學的創作者。

除此之外，更有新一代作家興起，共同走過時代的風暴，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到後來的反共抗俄，這一連串事件對社會與文學的打擊，台灣作家們皆與台灣社會同甘共苦，因為他們同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而其中亦有不少作家具有客籍身份，彭瑞金曾經針對戰後客籍作家的文學活動發表他的言論：「戰後，客系作家在台灣文學的領域中最明顯的現象，可以說是小說人才的倍出和作品的優異。除了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等人擔負了或長或暫的文學薪傳的任務之外，新一代的客系小說家，鍾肇政、鄭煥、林鍾隆、李喬、江上、黃娟、鍾鐵民……，可以說是接踵而起，可以串成一線的客系小說家名單，證明了客系作家，不曾在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的任何一個時段、任何一個角落缺席。」﹙註十﹚ 的確，客籍作家在台灣文學舞台上，擁有輝煌的成績單，他們與台灣社會同呼吸同脈動，以不同凡響的創作風格與寫作手法，觀看台灣社會的變局，走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學之路。


﹙註一﹚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頁1-29。
﹙註二﹚鍾肇政主編，《客家台灣文學選》，頁2。
﹙註三﹚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頁324-360。
﹙註四﹚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1-25。
﹙註五﹚葉石濤，〈日據時代的抗議文學〉，《走向台灣文學》，頁60-2。
﹙註六﹚葉石濤，〈苦悶的靈魂---龍瑛宗〉，《走向台灣文學》，頁110。
﹙註七﹚彭瑞金，〈龍瑛宗---活躍於戰爭時期的小說家〉，《台灣文學步道》， http://www.south.nsysu.edu.tw/sccid/liter/20.html.
﹙註八﹚彭瑞金，〈吳濁流---台灣文學的戰鬥士〉，《台灣文學步道》，http://www.south.nsysu.edu.tw/sccid/liter/08.html.
﹙註九﹚鍾肇政，〈時代脈動裡的台灣客籍作家〉，《客家台灣文學論》，頁126。
﹙註十﹚彭瑞金，〈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客家台灣文學論》，頁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