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之始，雖可上溯唐代，但其多為修書之所。聚徒講學，蔚然成風，當在於宋。讀書人如燭發光的心靈，不浮沉於宦海，卻把心力貢獻於民間教育，如南宋大儒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倡發不為利祿，純為學問傳習和道德義理的學術精神，以開放態度廣邀不同學派學者進行論辯，敦使書院成為一個學術討論的公共空間。

但縱覽書院講學之發展史，中國書院亦屢遭政治力的介入而被禁燬，事因有些讀書人不只把書院當作講學之所，他們秉持經世致用精神，批評朝政。如明末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東林書院」及鄒元標的「首善書院」，參與議論者多是蹇諤的一流人物，結果惹惱號稱九千歲的公公魏忠賢，遂用「黨」的名義，把這兩書院的讀書人殺的殺、貶的貶，其他書院也受池魚之殃，引爆了史上有名的「東林黨案」。

也因為如此，今日我們對書院的感覺是莊敬、聖潔及嚴肅的，她是我們文化中的一顆明珠。所以當文化學者余秋雨在1999年7月受邀在岳麓書院演講時，雖然宣傳單位誇言說「秋雨設壇千年庭院」，但面對千年庭院，這個曾經是朱熹與其他大儒講學的重鎮，余秋雨亦謙虛的說應該改成「朝拜千年庭院」，他是前來朝拜及紀念在1199年逝世的朱熹先生。更何況岳麓書院是湖湘文化的搖籃，豈敢有一絲傲慢的心情。

可是演講之後，「余秋雨現象」再度成為當地輿論界的課題，批評浪潮不斷，主要是一些學者認為他在進行「經濟搭台，文化唱戲」的表演，而他站著演講的地方「忠孝廉節堂」，則是8百年前「朱張會講」（朱熹與張栻）處（國學大師章太炎及楊樹達先生也曾在此講學），所以維護心切者認為，余秋雨在嚴肅殿堂裡講述大眾文化（一些學者認為他的演講不夠學術性），並摻雜太多的商業色彩（電視台設有現場直播），這是對學術聖地及湖湘文化的不敬。於是瞬間，湖南一帶刮起了「秋雨愁煞人」的十號風球，構成發人省思的「岳麓書院事件」。

湖南大學出版社把余秋雨的演講稿，及當時報章上的批評文章結集成書。有幸閱讀此書，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循其脈絡思考一二，發現爭議點離不開兩點：一、余秋雨「文化明星」的身份；二、講學場地不當。這其中又牽引文化與經濟、媒體的結合，嚴肅文化與大眾文化分界的問題。

有關身份問題，我想一般人都清楚「明星」二字，即反射出它具有被崇拜、被偶像化的涵意，它是一種經過包裝及浪漫化的商業行為。以余秋雨目前的號召力，被捧為「文化明星」，一點也不為過。其駐足演講處，總在華人社會捲起一陣余秋雨旋風，不只場場爆滿，連其書籍也大為暢銷。這的確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余秋雨演講最吸引人之處，往往在於其言談之間，所流露出的人文關懷及歷史哲思，再加上其不聱牙詰句的語言，容易開拓一趟文化想像之旅。尤其在中國文化發展不甚發達的社會，他就像串珠工匠，把古今人物的心靈貫穿起來。

可是跨入科技化的21世紀，如何讓「文化」不被科技影響其古樸質地，不被商業機制販賣成為賺錢工具，甚至是文化人不會成為推銷經紀人？這其中牽涉很多兩難、矛盾與複雜的因素。余秋雨曾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想在中國文化中盡點心力的小文人」，他原是一個著名的藝術理論家，後期才開始專向研究中國文化。所以有關身份定位的問題，很多時候也只是個人的「披衣」，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及反思成果，是否能在群眾當中造成更大的影響，使更多人起而關注我們的歷史文化，培養更廣泛的人文關懷。其實，我們都深諳媒體的運作手法，「文化明星」不過是媒體炒作後的產物，如果說今日我們已躲不開鏡頭下耀眼的鎂光燈，我們更應該警愓這種虛名的擁抱，並繼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研究，以謙遜寬容的態度面對讀者，以及迎面而來的批評。

我無意為「文化明星」這個名詞辯駁。只是在想，當所謂的「嚴肅文化」、「精緻文化」以通俗的方式展現於普羅大眾之時，它是否就變得一文不值，無可取之處？誠如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生前用「大歷史」的角度，以宏觀的歷史觀進行創作，如其著名的《萬歷十五年》，作家平路喻為歷史與小說的結合體，這是因為黃仁宇擅於抓住人物特點，突出事件軸心，使《萬歷十五年》成為了了解明代官宦制度與當時政治鬥爭的最佳中介。可是一些學院派人士卻也發出反彈聲，認為黃仁宇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過於鬆散，結合歷史與創作，更會使讀者「誤讀」歷史。

也許身為讀者的也須反問，我們究竟把余秋雨或黃仁宇定位為學者或創作者？倘若嘗試結合兩者，又行不行呢？面對他們的創作或通俗性的演講，我們是帶著什麼心情去聆聽，是希望有一場高水準的學術發表，或只是去赴一場心靈或文化響宴？許多時候往往是「預想圖像」破滅後而產生的失望。

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文化傳播」如何能突破學理上的框架？如果說它須借助媒體的力量，是不是能在市場經濟中繼續挺立「文化」及「精神」的價值？就像杜維明教授在新加坡文明對話中問道：到底儒家的核心價值在媒體裡面還能不能起作用？媒體是不是有公眾性？儒家的核心基本價值能不能通過媒體而廣為流傳？杜教授一連串的問題，顯示他對尋求「學理上突破」有很大的急迫性。這也點出上層結構的文化與群眾之間，如何建築可互相溝通橋樑的問題。

以上點出的一些問題，著實考驗著我們這一代。至於場地不當，那是湖南人對岳麓書院及湖湘文化的執著之情。不容許她受到文明的污染，這種情緒，可以理解。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總有千絲萬縷的複雜情緒，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又如何使文化在不「變相」情形下繼續壯大，實是我們今日應時時省思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