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獲知某個學系曾以書蟲築巢為由，把一些線裝書及典籍一併丟入熊火，最終化為灰燼。搶救典籍不及，秦火焚書一幕儼然再現，心隱然作痛。當初秦始皇因謀略而點火，今日焚書卻夾帶愚昧，遙想漢初挾書令一解，漢景帝即廣向民間尋訪書籍，武帝設五經博士，各治一經，莫不重視對經典的詮釋，因而重視典籍的搜集及珍藏。

但時下人多視典籍為古董裝飾，落伍的象徵；又或把舊材料看作地毯底下的糟粕，是現代化的絆腳石，無非是以今非古心理作崇。殊知思想進程非是可以一刀截斷的直線，而是一個反動、綴合或轉化的曲線。王國維提出紙上遺文與出土文物相互釋證的“二重證據法”，重視從出土舊材料中提煉新學問，並稱之為“發現的時代”。胡適隨其腳步，以重估一切價值標準，科學精神、批判態度對待國故，可說為“二度發現時代”注入活水。

從他們身上可領略“發現”基礎實來自古源頭，同時它也須具備幾項條件：一、鑒賞眼光；二、研究視野；三、詮釋能力。論鑒賞眼光首要是能跨越古今，以及東西門戶的門檻，博采要典；研究視野則采跨學科方法論，交叉使用，轉化相應的理論資源；詮釋能力則建立於豐富知識配備上，加強解釋能力，更新舊材料意義。如1971年出土的長沙馬王堆的帛書老子，彧1993年郭店楚墓竹簡的老子簡本，都屬於深埋地下的舊材料，但它們在解決“老子晚出說”疑問，以及儒道長期衝突的學術觀點上，給予思想界強而有力的新論證。

對“舊材料，新思想”另一個誤解是，以為就是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的玩意兒。一位學生曾在課堂上說：當代古文獻的現代化，強調與科技的結合，就像是一位半紅不黑的歌女換上了新衣裳，惹人注目。但這只說對了一半，新衣裳背後，還涉及一個“價值創新”，即如何擬定一套“選衣哲學”的問題。而所謂“價值創新”則必須放在一個歷史情境與當代社會脈絡（text）中，使之交互作用，才能讓舊的價值轉化為現代社會新的思想資源（resources of thought）。

然而談如何對待古籍文獻或舊材料，最終是指向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該如何尋找一套以當代眼光看待傳統的法則問題。重新詮釋古典，不單只是一出“以復古求變新”的演出，更顯露了挖掘歷史記憶的重要行為。中國學者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緒論，即反復強調新的變化總是以歷史和傳統的面貌出現，進而表現出一種新取向、新姿態。

簡言之，“舊中有新、新中有舊”，即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基調，也是中文教育現代化中探討傳承與創新沿襲的重要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