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陽的《將錯就錯》，我個人常重讀的一篇文章是〈《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一份與諾貝爾獎有著相同年齡的書評專刊，具有如此大的魅力，連思想學者也不吝撰文討論，對處在這塊書評土壤不夠肥沃的我們，大概會覺得不可思議。就像當一位香港朋友把兩本《香港書評》雜誌交予我時，我著實有點訝異，功利性格強的香港竟也養得起一本專門談書與作家的小開本雜誌，奮發的訊息，不在於告訴了讀者說“該讀什么樣的書”，而是有人“認真讀書後認真作評論”。

一份書評專刊能夠擁有百年歷史，且獲得國際間知識界的注目與尊重，應非屬偶然。這不只與報館的文化理念，社會的出版市場與讀書文化形態有緊密關係，重要的是看來輕薄短小的書評，也能負載厚重的社會與時代意義。窺探書評的個性，能揣摸出社會言論空間與各種思潮的流動，因當今書評早已脫離以分析內容為主“純粹評書”的“私人空間”，走向一個結合評書人觀點與社會議題，多元性且眾聲喧嘩的“公共空間”。具“公”性的書評，是各文學與文化思潮相互鼓蕩的園地，各種新觀念與理念傳播的言論溫床或陣地。

甘陽文中提的兩個問題很值得玩味：一、書評版與報紙到底應該是什么關係？二、“書與新聞”到底是什么關係？從這兩個問題延伸出去，難免會追問到書評的定位，它是一種“新聞”（書訊的提供）抑或是屬於“文化評論”的範疇？審視目前報章上版性較為顯著的的書評版如《為讀者讀書》、《廣場月讀》、《悅讀書房》及《讀家消息》，可追緝出一些蛛絲馬跡。我國書評主要賴以三種文體形式生存：一、新聞資訊，二、文化評論，三、文學創作，這其中明顯又可區分是記者評書、專家評書或文人評書不同的類型。記者評者多側重於介紹內容，專家評書表露出一貫的專業關懷，文人評書則多了一份創造與想像力。

報章把書評定位在新聞範疇上，原無可厚非，但往往問題出在該如何擬定一套專業與嚴格的選書制度，還有適當執行書寫工作的書評作者？這除了考驗編輯團對閱讀、出版市場及各種思潮的觀察，也要避免編輯個人知識與文化上的偏食。像《紐約時報書評》、英國《泰晤時報文學增刊》、台灣的《讀書人》與《開卷》版等，都有一批由學者、作家及專業人士組成的選書及評書團，甚至是編輯們的知識與文化品味也保持一定的水準，奉行多元價值，才能消解獨沽一味的傾向。

另外，書評以新聞報導方式存在，或將受隱性消費意識的箝制，書評或許就成為書店的“另類廣告”。但若要把書評變成文化評論，使讀書版成為文化版，也要看報館是否具有眼光、遠見與魄力。文化評論式的書評，能開拓一個發聲的公共空間，摻入更多思想成份，將為社會積澱更多的文化資本。甫逝世的社會學家布迪厄曾主編一份知識分子型的《圖書評鑒：歐洲書評雜誌》，舉出了令人瞠目的高標竿，該刊宗旨是希望能開闢一塊“安全的空間”，讓被傳媒嚇跑而退縮到學院的優秀思想者，重返提供權威，貢獻出自己的文化資本。以馬華社會目前的體質，辦得起這樣一本“書評雜誌”嗎？

新聞性強的書評，雖能為讀者掌握最新書籍出版及作家動態，但以目前有限的書評版位，閱讀版圖主要被中港台三地刮分，造成過度依賴外國讀書版的書評，明顯忽略了閱讀情境與適宜性的差別。如911事件後，各地對回教復興與依斯蘭國家產生興趣，台灣出版界迅速翻譯了不少外國學者的譯本，我國向以台灣出版界馬首是瞻，當然也轉引這方面的書訊，但我們何以不曾介紹本地回教學者的專著？如今想起也莫名，是長久仰賴心理而失去了創造議題的動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