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樟宜機場接葛兆光教授，果見非典型肺炎的威力，機場一片冷清。葛教授帶──口罩出來，一年半不見，白髮增添許多，搞思想的人最容易老。一如往昔，葛教授的親合力，令人如沐春風。葛教授說，上回到馬來西亞，未能到其他地方瀏覽，甚覺可惜，直說馬來西亞半傳統半現代的特色很特別，若全部現代化就沒有特色了。

葛教授是思想史學者，敘述問題背後，總有一個歷史的眼光在打量。在車上，他掃描式的比較中國與台灣的研究狀況，有一段話特別值得回味。說起明清思想／文化的研究，他認為這部份恐怕是台灣做得比較好。但台灣做明清的，是有兩批人走不同的研究路子，一批是跟隨余英時路向，如王汎森、李孝悌等人；另一批則是走新社會史、新文化史路子，如熊秉真等。而上古史，因出土材料緣故，中國較有優勢與條件，唐以前也是中國做得較好。至於晚清這一塊，最涉及研究者的政治立場，所以難以評價。

上個月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的熊秉真教授曾到國大，講解她如何運用古代醫學材料，探討明清時期男性的自我形塑，題目是“種子方與獨臥吟：近世中國男性之自我形塑”。無論是研究視角與材料運用都很新穎，有開眼界之感。聯結葛教授那番話，已點出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即研究視角與方法的使用，將決定材料以怎樣的形態呈現出來。換句話說，材料為血肉，方法為骨幹，只有兩者均衡交融，才能架構起具說服力的歷史敘述。況且，材料需要鞭打才能說話，如何鞭打材料就涉及一個研究視角的方法（理論）問題。

新眼光勝過新資料

現今學術界益發注重開發多元的研究視角，就是期待尋找更多新眼光，像美國著名漢學家艾爾曼（BenjaminElman）與何偉亞（JamesL.Hevia）甚至倡言“新眼光勝過新資料”。這眼光常被誤解為主觀的想像，像何偉亞教授的著作《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在1995年出版後引起學術界的爭議，關鍵在于其後現代的研究視角與詮釋方式，結果遭學者周錫瑞（JosephW.Esherick）抨擊為望文生義與過度想像，對材料多有誤讀處。在中文學術界，有關這部書的討論，也曾經在《廿一世紀》延續了兩年，參與的學者有羅志田、張隆溪與葛劍雄等人。

“馬嘎爾尼事件”是中英外交史上的大事，學術界對當初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叩頭”問題，及後來引發的鴉片戰爭關聯性，各有不同的解讀。何偉亞在處理這段明清對外關係史時，縱然方法上引起一些學者的不滿，但他提出“動搖史料（事實）與解釋之間的那種通常以為眾皆認可的關係”，重新審視早期史學成果裡的權力結構，搖動一些習已為常的西方主義話語與偏見；在理論框架上，棄受費正清影響的“朝貢制度”為分析框架，以“清朝的賓禮”取而代之，翻新了學術界的耳目。也難怪此書備受美國亞洲學會評選委員會的讚賞，在1997年頒此書為“列文森最佳著作獎”，得獎理由是“後現代式解釋與新的檔案材料”的結合，印證了血肉與骨幹，不可缺一。

做研究確實需要學術的視野，了解不同領域研究視角與方法論的運用，才更能把握動態性的研究發展。每一種研究視角又與作者的敘述意圖有關，換句話說，方法背後有各自的問題意識，所以那不僅僅是為掌握學術潮流，而是了解為什么某些問題會成為中心問題，某些問題又被置之邊緣，這涉及複雜的語境（context）問題，就不在這裡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