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2008年抵達普林斯頓小鎮，計程車穿梭在街道間，感覺這是一個安靜與緩慢的小城鎮。後來車子停在紅綠燈時，看見一間外觀不像戲院的戲院，很大的牌子寫著Indiana Jones, Sex and the City。這是全球化的無趣，文化的普遍性太強，恐會逐漸吞噬一些地方特色。在Leigh Ave租了一間房間，租金不甚便宜，一位當地居民曾在電郵告訴我說，這是一個中產階級的聚落，有著多元混雜的人種在此居住。但那時腦海中思索的，卻是妙芬學姐所說：許多在西方教學、做研究的華人學者，老年時都選擇回到華人世界，那樣或許可以享受較熱鬧的晚年生活。可是余英時先生卻選擇住在這個城鎮，專注做研究，跟很多華人學者很不一樣。普林斯頓到底有什么魅力？連村上春樹都曾被召喚，要來這個城鎮看看他最心儀的作家《大亨小傳》作者費茲傑羅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

隨後大老遠通過博客來網上書店訂購了村上春樹的《終於悲哀的外國語》以及《遠方的鼓聲》，兩本都算是遊記素描，不外是想先行了解，村上春樹所認識與感受的普林斯頓，究竟是怎樣一種面貌。《終於悲哀的外國語》是村上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駐校作家，在普城住了兩年半所寫的隨筆集。也許是應日本雜誌所邀，每一篇隨筆字數相當整齊，隨筆內容也有經過仔細篩選，往往能讓人洞悉「選材」用意何在。寫隨筆畢竟不能寫流水賬般，在隨意隨心狀態底下，仍然需要提煉書寫材料。這一點，讀《遠方的鼓聲》大概就能讀出端倪。《遠》采日記形式寫法，有時略嫌對細碎的生活情節過度舖陳，別說讀者會如何反應，連村上自己偶爾都受不了，還建議讀者看不下可跳過不看。

我想這正是閱讀的樂趣，有所領悟的往往不是預設目的的結果。在普林斯頓讀村上春樹的生活或旅遊隨筆，讀到了一個無法在日本安份生活的小說家，如何藉由不斷的移遷來尋找生活的意義。雖然也會面對種種的不適應感，可是生活在他方，卻比在自己熟悉的國家來得自在。自在不等於安穩，這也是為什么字里行間偶爾可以感受村上的內在疲憊。然疲憊之餘，似又激發另一種抵抗的慾望與能力。我在想，是否只有在不斷被陌生化的時空，才得以測量自己面對生活，面對種種未知的應變與生存能力，還有試圖捕捉那些細微的存在感受。在這方面，身體往往比頭腦更能感受一切的變化，預先發出訊息。

另一個讀村上的隨筆感想，是村上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小說家與社會關係之間的思考。這位過著半隱居生活的小說家，在隨筆中卻築起一個偌大的社會空間，讓我很難與之前對村上的認知關聯起來。大學時代，我不屬於「村上的一代」，那時許多朋友很迷《挪威的森林》、《聽風的歌》、《發條鳥年代》三部曲等，也喜歡村上小說瀰漫的藍色情調與音樂節奏。自己正式看村上的小說，嚴格說來只有兩部　──《海邊的卡夫卡》以及《黑夜之後》。還記得看《海邊的卡夫卡》時，從星期六中午開始看，一直到星期天晚上八點，一氣呵成，在這樣的時間催逼當中，讀完後竟覺胸前有一股悶氣緊繃，不知是被小說氛圍籠罩著，還是精神極度專注太久所致。最後穿上球鞋，沿著屋後的科學園區，往國大校區跑了一圈。

不過我的疑惑是，為什么村上思想中所呈現的文學與作家的社會責任，很少獲得關注？後來朋友解惑說，現在大家談村上春樹，都是談論他早期的小說，他的小說已經確立起一個文學標竿。其實村上的隨筆或像《地下鐵事件》這類報導文學的作品，是非常具社會性的，反而沒有引起太廣大的討論。當然，我所提出的問題語境，是針對「村上春樹在馬來西亞的文學影響」哦。要不可以做一個檢驗，村上在隨筆中常常出現「遂進入長久的沈思」般的文句，到底出現了多少次，就可以想像一個中年小說家緊鎖眉頭的畫面，在為社會一些現象而鬱卒。「沉思」這個詞，常被視為一個過度白描的辭彙，但有時為加強對某一個事件的關注，會不自由主被作者不自覺的寫出。頓有感在某些意義上，村上不是隱居人，而是徹底的「社會人」。

再說回村上筆下的普林斯頓吧，很好奇在村上素描之下，普林斯頓呈現怎樣的氛圍與步調，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時間氛圍」。自己在普林斯頓一個月的時間，幾乎都是在走路，行走的範圍有限。村上以車代步，可以觀看的視野較為廣闊，但他實際接觸與溝通的對象，大多數是住在普林斯頓大學「大學村」的教授學者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村上住普林斯頓要訂閱地方報《TheTrentonian》而並非《The NewYork Times》。他為此還受到其他教授蔑視的眼光，大概他們是把村上視為高等知識人，不看屬於知識菁英最愛的《紐約時報》是很說不過去的。

其實「地方」或「在地」是很吊詭的一種界定，我們常有一種偽地方想像，總是以為地方是接近群眾，最能夠展現草根氣息或民間底層的樣態。但彷彿在以「旅人」心態下，地方才充滿活力與爆發力，才得以被接受那屬於社會的真實狀態。村上讀地方報，是以小說家而非學者的眼睛，要的正是脫離日常或正常想像的生活素材，尋找某個故事情節的原型基礎而已。

小說家的素描，就是要脫離慣常的思維，激發接近真實的想像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