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去殖民的開始？

──評《絕代英華─馬來（西）亞英殖民時期華裔文人與學人研究》            

在一個全球去殖民化的情境當中，重新疏理馬來亞英殖民時期的華裔文人與學人的意義是什么？把《絕代英華─馬來（西）亞英殖民時期華裔文人與學人研究》這本書放在「去殖民」的學術脈絡底下來談，乍看之下雖似有些突兀，然細察其內在肌理與問題意識，隱藏著作者未必自覺的去殖民化邏輯的線索，值得留意。

由新紀元學院出版的《絕代英華─馬來（西）亞英殖民時期華裔文人與學人研究》的論文集，原屬「馬來西亞英殖民時期華人研究」叢書系列之一。書中收錄的六篇論文，〈一夜鄉愁消未得，隔窗聽唱後庭花：從溫梓川的《郁達夫別傳》看郁達夫在南洋的最後日子〉、〈南洋無太陽：戰前馬新詩裡的南洋繪圖〉、〈戰前華文報美術副刊與美術編輯對南洋美術的推動〉及〈張禮千、姚楠與馬新南洋研究〉四篇可歸入在「南洋研究」範疇。〈陳平與馬來亞華人抗日運動(1937-1945)〉則探討陳平的抗日與政治意識的轉變。最後一篇〈英屬三聖：辜鴻銘、林文慶、李光耀〉則重於剖析西方對三人稱以「聖哲」之理由，分析重點又在於「三聖」的「海峽華人身份」與「超社群」的特質。

按編者之意，此書是希望通過發掘與詮釋英殖民時期華人社會所留下的文明與精神資產，探討當時所反映出來的「英國性」（Britishness）「如何形塑了本時期之華人精神與面貌的斷代史研究」。叩問英殖民時期華人╱社會的「英國性」，是有意思的提問，它涉及「歷史想像」與「當代認知」兩個層面。這裡頭所包含的問題是：第一，如何通過材料重構英殖民地時期華人社會的面貌，哪些面貌被具體的呈現？第二，歷史呈現中的語言敘述，到底我們對這些歷史想像的認知，是純粹的歷史解釋，抑或是從歷史解釋到當代歷史批判脈絡的開展過程？故有必要針對「英國性」作出更詳細的規定，若不，對照今日所論及的「華人性」(Chineseness)或「馬來性」(Malayness)，二者一般是導向文化屬性的的詮釋脈絡，探討不同族群屬性背後的文化根源，如何在歷史演變中建立起各自的文化主體與認同歸屬，相較而言，「英國性」的意涵顯得較為含糊。

對「南洋」的文化想像

論及英殖民地時期的華人社會，往往就是指向「南洋社會」。近幾年來，有關二戰前後南來的學人與文人的研究在馬華社會有一股蠢動的氣象，受到不少的關注。在研究範式上，早期的南洋學人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方式，可供本土研究在傳統資源上的追尋，如〈張禮千、姚楠與馬新南洋研究〉結論中指出：「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他們的辛勤澆耕，南洋研究是否能開花結果，並形成一股學術研究傳統。」不過仍可區別的是，在文學與史學上對「南洋」所投射的心理狀態實大不相同。例如文學上對郁達夫流亡與死亡於南洋的追蹤，那樣被描述的「南洋」或已被隱喻化，或是充當一個時間概念上的意義，是一則有關馬華文學起源的寓言。此外，它也是諸多文學創作者在認同基礎上「心理時間的跳板」（暫時先不論及「南洋」作為一種「技藝」這個層面」）。

作為創作者或書寫者，如何確定文字文化的屬性，如何把自己放到一個具有文字傳統的歷史脈絡，乃是文字「道」之基礎關鍵所在。於是，在「心理時間的跳板」問題上，「獨立後」的50年像沙漏一般被倒置，時間反撥到「前獨立」的歷史階段（獨立以後呢？文字與文化傳統被截斷了嗎？），文學傳統才有被銜結的可能。相對而言，史地研究者，更在意的或許是文化傳統的漫延。有學者即指出，文化傳統的價值，是對自我存在主體及其周邊環境的再認識過程。於是有趣的是，這也導致我們對獨立前南來的讀書人持有不同的角色認知──「文人」與「學人」，並對他們持有不同的文化想像。前者大多數為寫作者、文化人，報館編輯等，後者則專指向從事南洋研究的學者，他們大多數是文字與文化價值的承載者。

至於南洋學人在研究上反殖民研究意識，對研究詮釋權的覺醒，開拓出所謂的南洋視角，向來被視為自然而然的事，這裡頭或許存有吊詭的複雜情緒。在殖民地時期，不少作為殖民強權後盾的研究機構或研究出版，投入了大量的金錢與人力，對南洋社會展開許多研究項目，例如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而殖民地官員的一些研究，也深刻影響了馬華社會的歷史敘述，我們是否曾經對殖民地時期的研究進行疏理與檢視？早期由南洋學人所進行的南洋研究，縱然具有頗強抗衡殖民宗主國研究的意識，可是它卻無法真正被理解為是對當地居住與周邊環境發言權的爭取，原因歸咎於早期的南洋研究仍無法超越「祖國─僑居地」的思考模式。這一直要到南洋研究學者「地方」觀念的形成，「在南洋」的南洋研究主體才真正被建立起來。

到底有沒有離開殖民地現場？

只有當主體被確立後，去殖民才有可能。可是為什么需要研究或學術思維上的去殖民化？有沒有可能（或有沒有需要）去殖民化？這裡所說的「去殖民」(de-colonization)不僅僅是指向對西方主體的否定，或拒絕由西方所規劃出一套刻板的東╱西方的圖像，重要是要能審視在研究語言陳述中，所呈現的一種宰制與被宰制關係，背後究竟有怎樣一種價值設定與權力關係的制定。例如在〈南洋無太陽〉通過詩來揭露前來南洋謀生的中國人，如何面對殖民經濟的剝削，他們是付出勞力卻可能無法獲得相應回報的工人、勞工。這樣的情形今日聽來也不陌生，經濟剝削背後的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為何在遠離了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時空，似乎仍無法脫離殖民時期的問題結構？

這便引發讓人困惑與關切的問題：今天我們到底有沒有真正離開過殖民地現場？再把場景拉到一百年前的南洋社會。在〈英屬三聖：辜鴻銘、林文慶、李光耀〉一文，作者嘗試揭露所謂的「西方」對辜鴻銘、林文慶、李光耀的稱譽，是否存在一套西方的文明價值觀，試圖提出為何是「海峽土生華人」而非「華人」的命題，最後得出結論說他們皆為「智者」、能跨越中國與西方兩大文化，並且具備很強的跨社群的能力。這一些仿佛說明了「英國文明對本土的介入與形塑，但歷史也證明，這種作用既非是單向的，本土最終也以西方人士稱之為『聖哲』(sage)之途反哺、回饋遠較後者（英國）還要廣大的西方世界。」可是這樣的「東方聖哲」的說法，恐得警惕是否會掉入西方的「文明主義」的陷阱，以及如何超越西方的「東方觀」。

 西方的文明主義講求所謂的進步、科技、物質、並注重治理或管理的概念，被認可為「聖哲」的哲人，恰恰可能在意識上複製了殖民國的文明標準。這些標準是否涵括可轉化為專制、牢控或擴張等，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宰制意識，也需要細究。所謂的「東體西用」，希望能融合東西方兩大文明，似乎也是一種文明話語，並沒有超越英殖民政府的思維，比如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在《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這本書曾以新加坡為例，指出說：「新儒家在新加坡恐也已掉入一種意識形態的論述。新加坡在80年代，試圖以新儒家為國家意識形態，是「小主體向文明主義靠攏的具體表現」，所以勸誡應得洞悉「精神正是一種政治形構的操作」。這說明許多殖民國的意欲對象，早已進入被殖民者的精神與意識，特別是在語言修辭上，呈現如此高度的相似。

這裡所引發的思考是：對於英殖民地時期華人社會的研究，所整理出的「文明與精神資產」，我們是否要全盤接受或照單接受，需不需要進一步檢視其內部的精神構造，是否有牢固了英殖民時期宰制者的思維方式？另，又要如何擺脫殖民者的眼光去界定華人社會的「過去」？或許在學術研究的認知上，需要某種程度的去殖民化，才能真正找到它的獨立意識。「英殖民時期」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定義，不只要看能保留什么，更需要了解我們要揚棄些什么。

《絕代英華》或許是個「無心插柳」的起點，若能先行突破學術詮釋的內在制約，便可為學術或知識生產的去殖民化提供資源。畢竟論學術的去殖民，乃是就知識生產層次而言。因此對於特殊歷史時期的解釋，也得事先思及如何擺脫外部與內部的殖民研究觀點，藉由去殖民的行為，重新建立解釋價值系統的主體性。於此同時，警惕怎樣一種研究視角，敘述話語與語言的描述，避免強化了殖民地時期的價值觀念。

去殖民不是過去的歷史命題，它恰恰是與我們當下處境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