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

我檢查了當時的筆記，那句「無法達到歷史效果」，是余先生的原話，大概是指無法在詮釋中達到一種歷史效果。如今思索，確如你所疑惑，這句話的意思是什么，有點不明朗。我在想，會不會是認為「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涉及的是哲學立場問題，卻無法真正揭示一套歷史觀。

你點出問題癥結了，大肆恢復國學，單靠國學院與孔子學院，其實很難抓到文化精神的根柢。還記得余老在發言時，曾批評張藝謀的奧運開幕禮，說很多中國老百姓對他所要表達的中國元素已看不懂，老外又如何能了解，這大概說明了現今普遍百姓對傳統文化不那么有把握。

關於大學生與文化傳統的關係，也許與大學的經典文化教育有很大的關係，而這在不同華人地區有不同的情形。我想更關鍵的問題，是知識與文化傳統的割裂。如今中國文化的知識，首先不是以文化價值傳承方式被教導，並且多為當代的眼光所切割，深層之義理隱而不彰。較早前，讀李零先生的《喪家狗——我讀＜論語＞》與《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還有《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亦有種難以言說的感覺。書中雖有豐富的考據資料，但如在談孔子時，挾著太強欲去神聖化、去宗教化與去道德化的目的，導致歷史語境的淡化，想來現代詮釋的轉化不易為。

是的，有時中文學界在談詮釋學問題時，總有意忽視西方詮釋學背後的哲學立場與歷史脈絡，忘記了西方詮釋學的源頭，是在思考「怎樣確定真理」問題基礎上，進一步引發對宗教與科學理性的爭議。在中文學界，甚至是把注疏、章句訓詁等，都列入在「東方詮釋學」之內，是可訾議的。而中國的「義理學」是否就等於「詮釋學」，還是有討論的空間。

“評論了劉笑敢對詮釋學的兩種定向，以為所謂的恢復文本（六經注我）以及根據文本發揮體會（我注六經），無法達到一種歷史效果。“

這裡的 歷史效果 是什麼意思？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問現在的華人對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或文化的大傳統有什麼想法？研究者乃至大學畢業生究竟跟自己的文化傳統還有多少聯繫？

畢竟，Gadamer 是站在希臘柏拉圖、德國詮釋學以來的傳統發言。中國人已經百年不讀經書，經史子集四部已經無人理會，帝制終止，儒釋道三教讓出他們的位置，結果是信仰真空。如此十幾億人，連自己都照顧不來，還妄想介入世界。前景堪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