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云樵稱劉士木為「南洋研究的先驅」、「殉道的文化人的典型」，透露了三十年代南來學者對南洋研究秉持的一種殉道精神。連士升說當時南來文人有一種繁重的責任感，是出自於對殖民者研究的危機感也罷，是出自於歷史的高度自覺也罷，聽劉士木臨終前說出的這句話：「我為書而死，為文化而犧牲」，其悼念者則說道：「因為你是為學術而死，為學術而死是值得驕傲的。」此類文化人今日復不存在。


中國與地方：新馬兩地對南洋研究傳統的知識認同（摘要）

1930年代前後，一批中國南來的學人如許雲樵、張禮千、劉士木等開創了新馬的南洋研究，並奠定了南洋研究的學術範式。此後，「南洋研究」遂成為新馬一項寶貴的研究傳統與知識資源。近年來在馬來西亞，呼喚南洋研究傳統之聲不絕於耳，一些歷史研究者不但重新疏理南洋研究與中國學術的淵源，並試圖厘清在新馬落地生根的南洋學人本身的知識認同，以區別於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南洋研究。這兩項疏理工作無疑皆具意義。特別是早期中國南來學者研究范式的轉向，不只是研究視角的轉移，其背後也涉及對研究對象的情感認同。然今日若把南來學人所創立的南洋研究視為一項研究傳統，到底可以為新馬兩地的歷史研究提供怎樣的資源？而新馬兩地歷史研究者如何援引「南洋研究」資源，並結合本身的「在地意識」以開創出一種具「中國─南洋VS在地」雙重視角的歷史研究範式，更值得進一步研討。特別是在馬來西亞，正當大馬華人地方史書寫呈現勃興氣象之時，所謂的南洋研究傳統可以和地方史有怎樣一種互動關係，同時要如何在這裏頭處理「學術傳統」與「知識認同」的問題？因此本論文冀作初步的嘗試，試圖疏理在 「中國─南洋」到「地方」的認同脈絡裏，當主體歷史、研究視角與對象已有所轉變之下，新馬兩地如何重新詮釋所謂的「南洋研究傳統」，特別是傳統裏頭的知識認同以及對「中國─南洋」的情感意識，由此探索新馬兩地在共享同一研究傳統上所持有的異同態度。

《南洋學報》、《南洋雜誌》與《東南亞研究》主編皆為許云樵，三份雜誌以及一九四0年成立的南洋學會，使南洋研究建構起具特色的學術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