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舊照片檔，看到這張照片，才記起五月間前往聆聽張元濟之孫張人鳳演講「商務印書館與張元濟」所錄的卡帶，竟安然在錄音機裡躺了近半年之久。尚記得那是場昂貴的演講，主要是由新加坡南洋學會與新社主辦，地點在頗為有名的詠春園牡丹廳。出席者可以一邊聽演講，一邊享受中餐式的美食。當時學妹傳來此訊息時，獲悉是談商務印書館，還有張元濟，當然心動。豈知當天我們早到，前半段恰是南洋學會開著常年會議，我們竟成為會議的闖入者，不小心聽到一則關於書的遷徙記。

話說南洋學會原寄藏在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的藏書，如今因為華裔館將把藏書併入南大中文圖書館，南洋學會只好另尋藏書處，後來決議把書送往居士林保存。據知新加坡居士林是集宗教與文化重地，經濟實力雄厚，常辦許多宗教與文化活動或研討會，然至今仍未曾去參訪。

演講內容未整理出來，時日已久，空白一片。倒是張人鳳一張慈祥臉孔，記憶深刻。但有一事似朦朧記得，張人鳳述其祖父雖大半生志在出版，卻不強求後來者繼承衣缽，給予孩子們很大的自由空間。其他的，往後再補。

＊無意間在「新華網」遇此書評，甚為喜歡，且又述及張人鳳與張元濟，故轉載於此。原來吳宓也有墨跡。


書評人方韶毅

《舊墨二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作者：方繼孝　版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定價：44.80元

不知道為什么，我對“舊墨”、“舊跡”、“舊物”之類的字眼，總有一種好感。它給我帶來無限的遐想空間。睹物思人，那些陳年往事仿佛就在眼前一般。當初，方繼孝的《舊墨記》就是這么吸引了我。

這本新出的《舊墨二記》，係《舊墨記》續編。作者說，“二記”是受了王世襄先生《錦灰堆》和《錦灰二堆》的啟發，但文章寫法、裝幀和前一本基本無異，入選人物依舊是68位，也按出生年排序，其中最年長的是郭嵩燾，年齡最小的是吳宓和馬公愚。

盛世興收藏，藏家日多。但藏家中能著述者寥寥無幾。藏書家謝其章在《搜書記》中曾說：“我們多半不算無書之瞽者，但我們很可能是書的奴隸，因為我們攢的書一輩子也消化不了，怎樣才能給藏書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呢？寫書是一個好辦法。”所以，他一直提倡“邊藏邊研究邊著述”。

作為國內收藏名人書札“排得上號”的方繼孝，接連出版《字字珍藏》、《舊墨記》、《舊墨二記》等書，走的就是這條“正確大路”。

“邊藏邊研究邊著述”，層層遞進，確實非常有意義。對藏家來說，能使藏品變靜為動，透過研究著述可不斷提高鑒賞水準，畢竟收藏不僅靠資金，而且需要學識。對普通讀者來說，閱讀這些藏品背後的故事，可開闊視野，增強人文素質。對學術研究者來說，藏家們的研究著述可為相關學科提供新的注解。

《舊墨記》出版後，張元濟嫡孫張人鳳兩次來函，對書中《張元濟遭劫〈口佔十絕〉》一文扎實的考證表示肯定，並擬將張元濟致鐘器的信編入《張元濟全集》。馬衡長孫馬思猛讀了書中《馬衡〈附識〉談易案》後，非常激動，致電作者欲睹馬衡的《關於鑒別書畫問題》和《附識》論文抽印本。這些論據似乎無關大局，但如果沒有方繼孝的著述，那么對張元濟和馬衡的研究可能就會長久地留下點空白。

相比《舊墨記》介紹的嚴復、康有為、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等人的“墨跡與往事”，《舊墨二記》提到的人物就更鮮為人知。如黃紹箕，溫州瑞安人，乃當今著名表演藝術家黃宗江、黃宗洛、黃宗英兄妹的先輩；雖曾助康有為上書請及時變法，參與發起上海強學會，任過京師大學堂總辦，後悉心編著中國第一本《中國教育史》，但聲名並非顯赫。世事變遷，今日已無幾人知黃君。書中錄黃紹箕致梁鼎芬書札，其章草“行書暢達”，讓人見識了他的書法功底，而且重溫了他的非凡一生。

再如近代醉心音韻學和拼音文字改革的勞乃宣，幾乎只見於專業論著和地方文獻。恐怕把他的書札扔在一些人面前，也不見得識貨。

還有柯劭忞、宋伯魯、宋育仁諸人，普通人並不知曉，作品也不多見。因此，了解藏品背後的故事的確增長了讀者的見識。從中，也可知道藏家的功夫了。

方繼孝今日致力於收藏近現代名人書札，是在這些舊物不被藏家重視的情況下開始的，他十多年前棄集郵而藏書札的“轉身”想必也是一段令人心酸的經歷。當然，這些微不足道的書札，是不比青花瓷器絢爛，也不比珠寶玉器耀眼，但正是這種微不足道構成了一個時代的細節，或爭論，或友情，或應酬，這種趣味是我們在讀正史中無法得到的。我還想，世界因網路技術的發達而趨同，可人心卻因此越來越謹小。這些舊的東西顯得珍貴了，不僅僅是因為可以追尋到一些細節，而且人們是在消逝的人文情懷中尋找某種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