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2005（星期六）

在空中飛行遇見時差，最大的恐懼是掉入時間的混亂。算不清楚的時間，就像走入隧道般，有一種莫名貼近的隔絕感。

當飛機首停台灣，在等候轉機的四個小時中，因為沒有時差而落得悠閒。在機場內新設的故宮博物館展覽館瀏覽了一陣，便前往藝文空間小書店，買了一月號的《聯合文學》。紅彤彤的封面，如同新春的枝椏在伸展，吊詭的卻是在進行紅色的悼念，追憶一名自殺藝術工作者陳明才的生命故事。紅，在這裡，是種反差，是種隱喻。自殺，儼然不是冷酷的白色，而是散滿熱氣的紅。仿佛讓生命平躺，才得以讓賁脹的血氣紛湧而出，它的熱度，也因此讓世界看見。不過購買此書的誘因，卻是貝嶺書寫哈維爾在台紀事。也許哈唯爾仍是對中文世界有吸引力的總統作家，貝嶺那一篇〈一個簡單的複雜人：哈維爾〉，早已無數次刊登於他處，倒是〈作家總統哈維爾訪台側記〉，文中頗為哈維爾解釋在台受傷，而無法出席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學生演出首部哈維爾的作品《愈來愈難集中精神》，以及《哈維爾生平攝影展》，只保留在國家圖書館演講「全球化與民主的未來」。因為如此，他後來在接受陳水扁代表中華民國授予也榮譽勛章後，惹來不少爭議。此趟訪台，其實是在國家外交層級上的安排，但整個社會是把聚焦點投射在哈維爾的作家角色的身份，期待的落差，便落入歧議。於是有些人悄悄的在問，哈維爾是不是變調了？提出「公民良心」的劇作家，強調無權力的權力者，怎么也落入虛假榮譽的圈套？

在飛機上進行思考，更加劇了頭暈目眩的惡狀。機內沈悶的空氣，狹隘的空間，早已讓腦分泌失調，解決的方法，只好讓自己昏睡。迷糊了好一陣，突然傳來廣播說，飛機離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機場還有一個多小時。安克拉治機場？是啥地方，售票的小姐不是說在台北轉機後即直飛紐約甘乃迪機場。中途這一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來上飛機前我毫不知情的一章。由於安克拉治機場已屬美國地區，我們被要求在這裡即辦入境手續。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及旅客魚貫等待辦理手續。海關先生都很健問，倒是沒有肅殺的氣氛。輪到我時，只簡單問我訪美目的，然後叫我在指模辦識機器上，把左右食指分別給按在機器上。但因為天冷，手指也乾燥，那位先生還請我用食指在額頭上搓一搓，想到額頭上的油漬，此刻變成了潤滑劑，不禁令人莞爾。這裡入境挺簡單，主要把A19的入境表格交上即可。就像從馬入新的表格一樣，至於海關申報表，則留至紐約機場才呈交。

辦理入境手續後，大概還得等四十五分鐘才可上機。之後飛機還得飛行七個小時才抵達紐約。那時安克拉治是上午9點鐘，紐約卻是下午11點，新馬卻是午夜十二點半。想到這，趕快把時差擱著，免得惱人。不只中途這意外的一站，提早讓我見到白皚皚的雪，據知戶外零下九度。在暖和的候機室，覺得幸運得多了。

再上飛機，也許想著這是最後一段路途了，竟也沈睡了三四個小時。快抵達紐約時，突然想到西蒙波娃在二戰後初訪美國的心情，當時她看著金碧燦爛的紐約，心裡吶喊著：這就是我夢寐以求的紐約嗎，我來這裡是讓她來改變我。是的，追隨波蒙的行跡，帶著開放的心來接受及體驗新的事物。吶喊裡有太多的期待，如西蒙所說“平順的飛行就是許諾，我已經逃脫了自己”的那種心情。飛機快降落時，從機上俯瞰，金點閃閃，貴氣昂然。不 ，這樣的形容太俗氣了。她是讓人可隨意捻一點亮光的豐富與自由之都。

我所租的房間就在哥大斜角處。在機場巧遇一位在哥大唸希臘文的大學生，與她和她男友一起乘搭計程車到校園區。計程車司機是黑人，車子經過了Malcom X路，大約二十五分鐘，終於來到住處，西哈林區一所學生公寓112街。

（圖為開始露出綠意的Harvard Yard，攝於波士頓哈佛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