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允晨出版社把余英時與楊儒賓等人關於《朱熹的歷史世界》的論爭，聯同他替《朱熹文集》寫的序，編輯成一本論文集──《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堪見學術書也流行起所謂的「精選集」。雖然會關注此論爭的，多為歷史或哲學界，但此學術話題仍未退燒，加上余先生在東西方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力，出版社打鐵趁熱，在所難免。

此書的研究途經，批評了抽象義理、忽略現實脈絡的哲學式方法，所以書中采用的方法特是注重歷史脈絡的「外緣因素」。吊詭的是，余先生早期以內在理路聞名，後來在《朱》書改以外緣因素進行演繹，卻一樣引來不少批評。余先生曾說，內在理路與外緣因素是「離則雙美，合則兩傷」，其中意蘊，堪可深究。

早期對《朱》書的回應，多來自台灣學術界，回應者如楊儒賓和劉述先，皆為哲學學者。後來，此論題同樣引起了北美學術界的注意，特別是《朱》書的兩百多頁緒論，引來了兩位歷史學者的回應，一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田浩(Hott Tillman)。較有趣的觀察是，西方學者對余英時觀點的回應，著墨的部份除與楊儒賓及劉述先有別外，特別是前者的回應，更讓我們看到字裡行間也透露出，到底要如何理解「中國思想」這樣的問題。

拓寬探索視野

首先，包弼德認為余英時所實踐的「文化史」途徑，把儒家定位為政治思想與道德思想的統一體，雖有其合理之處，但恐予人較淺顯的文化圖象，也或導致文學或一些文學人物在論述中缺席。這是因為在唐宋之際，在士大夫的文化活動之中，是文學而不是道德哲學扮演中心的角色。

另一方面，包弼德十分強調當時這些知識份子的社會階層身份，如何在他們政治生活中起不同的作用。這包括士人或地方菁英，如何利用政治力量來提高自身的地方勢力，學說傳播與講學勢力，以及維持宗族的社會地位等。在這樣群體當中，他們是否仍像古代士讀書人，學以還政，以「輔君」作為主要的政治理想，包弼德是持保留的態度。

另外，他也對把「道學」看作一種社會與思想運動，藉此反映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繫，是否是一個適當的方法門徑，提出了質疑。而這也引發我們接續詢問以下幾個問題：一、倘若儒家思想作為一種政治理念而存在，即古代知識份了對廟堂寄托了無限的實踐理想，那儒家思想如何在道學家政治角色中發揮作用？二、士大夫在參與的所有活動當中，政治究竟佔據怎樣的位置？三、士大夫的社會位置是什么？四、士大夫與其政治角色的互涉？如此而言，就不能只把探索視野局限在「政治文化」。

要把握社會語境

所以包弼德更希望能把視域拉寬至社會史的範疇，提議把士人作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加以討論。這是因為11至12世紀的歷史劇變，對這段社會語境的理解，對認定朱熹在這段期間的政治角色到底有多重要，起著關鍵作用。顯然的，他以為只從政治語境去理解朱熹與道學，仍有所不足。

最有趣的發現是，他雖然與余英時同樣是偏向歷史的思想史學者，但兩人對所謂的「中國文化」或「中國思想」的理解就大有不同。從文中可感包弼德強調，他把儒家的經籍看作是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即「關於世界應當是什么樣子的斷言」，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反觀余英時則著重於找中國獨特的文化思維，把中國思想看作為一種有自身發展文化體系的一套思想。這於包弼德注重的一種普遍性觀念是有一點分歧的。

從表面而言，余寫朱熹之書，除要把抽象的朱子拉回現實的歷史脈絡，特別突顯朱子思想與政治理想發揮的關聯，但實際上，這似乎也說明，古代讀書人思想裡對「秩序」的一種重視，包括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而他們通常又把這整頓秩序的能力放在君王身上。用今天語言來講，以往讀書人在心態上有一種依附體制的習性，不是講不通的。

包弼德的回應文，破除了哲學／歷史的二元對立框架，專注在思想觀念語境化的問題，無疑又為《朱》書激起了一些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