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一本以台灣老兵為主軸的小說選之後，麥田出版社又即將出版名為《原鄉人：族群的故事》。顧名思義，族群經驗為小說的主要訴求，除了揭示台灣百年的族群史，加入了馬華作家黃錦樹與賀淑芳的小說，也為台灣的族群經驗提供了一個比較與參考的視點。

仔細的想想，從《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別在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及《原鄉人：族群的故事》三本書，在選集構思上似是相互呼應，除了藉小說處理過去或當代的關聯，希望通過文學去把握歷史的深刻與當代的動態，無獨有偶的，它也讓人重新思考小說作為一種文學載體，如何能夠揭櫫社會的深層矛盾與心理衝突，甚至能夠刻劃出斑駁的時間影子。

這讓人想到沈寂十年後，再度重返文壇的台灣小說家黃凡。再度現身的黃凡先是交出了《躁鬱的國家》，甫在上個月又出版了《大學之賊》。這兩本書的相似處，在於小說本身與社會的極度貼近。前者的矛頭主要指向台灣的政治亂象，「躁鬱」二字更是傳神的形容了台灣人民在民粹政治操弄底下，所產生的焦慮與不安病癥；後者卻是大力鞭撻混亂與功利的大學體制，以及教育界的亂象。

黃凡與張大春是同時期的小說家，標榜的是後現代。不過黃凡小說人物的塑造，向來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類似的對應，社會批判意味強，像他在《大學之賊》前言就有經典的話語──「教授與學生之死」。黃凡提到教授是淹死的，因為不諳水性，卻跳入智慧之海，身體還因積存太多廢氣而浮腫；學生則是漲死的，因為塞入了太多不易消化、過期的或速食的知識。這兩個譬喻一針見血暴露高等教育在功利思維下，如何變成經營知識販賣的高級商業機構，堪是放諸四海皆準。

從公共轉入個人領域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類似的小說選集與小說，不約而同的選擇在這時候發言？同為麥田系列的小說選，顯然是屬於同一個主題策劃，這可得到合理的解釋，而三本選集有兩本王德威為主編之一，我們亦可叩問選集背後的意圖是什么？巧的是，王德威同時為黃凡《躁鬱的國家》（此書為聯經出版）作序，序文末段一句話似乎可以作為以上問題的「貫串之線」。王德威指出了《躁鬱的國家》這部小說是「作為一種政治互動的象徵」，並舉例劉鶚、吳研人與魯迅如何通過小說來回應國家的危機，進而叩問「小說究竟能啟發什么，還是在重複什么？」，而這一切又與小說家的立場緊密相關。

顯然的，所謂的「貫串之線」，即在於這一些小說文本，重新叩問了小說的社會意義與小說家的角色與立場，如何能夠回應當代混雜、喧囂，充滿權力鬥爭與敵我心態的社會。像老兵、族群，以及政治與教育界各種怪象，都牽涉封閉的思維興保守的心靈，還有急功近利的心態。如今種種因思維與心靈的扭曲，整個社會滿是有待彌補的洞坑，也充斥著各種人為建構的意識形態。而小說，雖不是修復的靈丹，但小說家站立在喧囂之外的思索，展示對權力的嘲諷，唾棄趨炎附勢之徒，刺破無數偽裝的臉孔，卻是來自對人性更高尚的追求。

不過小說書寫能不能像晚清至民國時代，可以產生巨大震撼的力量與影響，甚至引發一個民族的自覺與反省，儼然有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今日的許多小說，已從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轉入退居到私人領域，同時宣示小說回歸個人本位。再加上經過後現代的洗禮，所有的神聖目的與使命都被解構得七零八落，小說的主體也從「我們」變成「我」了。

因此「最後的黃埔」向60萬的老兵致意，小說成了老兵生存的重要見證；「原鄉人」反駁台灣政權對族群的分裂，重新檢視族群的本質與被建構的部份，避免輕易受到政治人物的宰割，都在在說明小說如何能夠直接或間接批判政治與社會體制，包括黃凡的新小說。這一些小說文本，背後還存在一個重要的意涵，即在呼喚人們重拾對小說的信仰，並對小說的信念與價值給予信賴。小說除了扮演說故事角色之餘，尚能提撕人心，敲起暮鼓晨鐘，從歷史視野反射當今議題，為衝突、分裂、困惑與窒礙尋求解釋。而小說家在這其中，亦可參與成為社會一股制衡力量，防止社會墮落力量的急遽下降，有時這經常為讀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