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在其散文集《寬鬆的紐帶》，記載了與薩依德相識的一段因緣。那時薩依德在接受癌症治療當中，大江健三郎說他雖依然聲如洪鐘，但兩人緊握雙手時卻感到他的握手是軟弱無力的，但薩依德反而說：「我在戰鬥，在戰鬥！」。每讀著這一段，總有不勝唏噓之感。不過有一段話記載他倆談後期風格，薩依德對「後期風格」的看法，一貫別於他人的獨特，在此頗值得一提。

薩依德多次在文中表示自己與周遭環境的格格不入，主要是游移在多重身份之間，導致最後必須采取一種積極的介入以捕捉自身的生存意義。像在面對巴勒斯坦問題上，他從不有一絲的軟化，批評與反對早已化成他生命實踐的一部份，以至招惹「恐怖教授」這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稱號。可是如他回答大江健三郎說：「確定後期風格的生活方式就是與企圖同化自己的力量對立而生存」，儼然這是他生命的主要基調。

當時他們的焦點是放在兩個課題上，一為死亡這回事，二是關於創作者的晚年風格問題。前者是涉及死亡前預感死亡時所意識的問題，比如一個人在臨終前感覺有什么東西干預自己的生命，同時必須直面一些終極問題。後者卻是關注作品能否超越時代的問題。這裡他所指的創作者與作品都是廣義的意涵，而這兩項其實與薩依德當時的處境是吻合的。

風格中的陰暗與緊張

對薩依德來說，他認為自己采取與世界對立的姿態，對方為了迫使他妥協，才讓他得這種疾病。所以他必須極力的反抗，頑強的生活下去，發出社會不和諧的聲響，並且逆世界和時代的潮流。可見在死亡這議題上，他激發出巨大的反抗力量，因為他把疾病形象化，視同壓迫他的敵人一般，使自身的反抗意識，調動到最高最刺耳的一個頻率，這是他在生命晚期的領悟。

這番言論，令人覺得清新，乃在於我們常對人之將死，存有一種淡化與輕撥的態度，像對老者的想像，不外是擁有平穩溫和及調和人生社會的談吐，但薩依德不以為然。反之他認為自己與德國哲學家阿多諾極為相似，兩人皆以音樂為自身的表述──「貝多芬後期的弦樂四種奏曲，也經常包含著陰暗和緊張的要素。」所以當有人企圖依循傳統，服從於社會權威，也有人索性自己當起權威，以獲得一些社會賜獎等，他對此是嗤之以鼻。

可見薩依德所言的後期風格，不只是注視於當下情境，而且更希望有一種超越當下，並思及作品在未來所能產生的效應預想。而它所顯示出的，是自己人生累積的生死觀及對下一代人的期望。大江健三郎記下了薩依德當時講的一句話：「我根本不認為會發現一種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哲學或世界觀，所以想適應對一切都意識不到不相和諧的後期風格」似乎說明了這一點。在臨終前，薩依德仍不忘與巴勒斯坦同胞承擔起相同的歷史責任，從不鬆懈對美國政策的監督，身體與心理同樣承擔著緊張感，包括在文章中的怒吼。

如此的後期風格，並非是一種了然，更像是在生命即將終止前的衝刺，是欲突破自身限制的努力，是意識的無限拓展，在薩依德身上展現了因扞格而衝撞出的張力。也許這與他一直強調的自覺意識是息息相關的，自覺的萌發為行動實踐傾注了更大的動力。在今天九月二十五日，他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令人懷想的，不單是他的觀念與學說，還有把思想與生命融合一體的實踐方式與姿態。是為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