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醫生看國之病情

人有人病，國有國病。例如過去中國因為吸鴉片者太多而成「東亞病夫」；以台灣而言，蔣渭水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為台灣而寫的《臨床講義》中，給台灣的診斷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原因是智識營養不良。病情簡單，開出的處方也很單純，就是大量的學校、補習教育、圖書館與讀報社。


如今八十六年過去了，台灣已不再是文化低能兒。而人類的疾病已經愈來愈複雜，營養不良或單純感染已不多見。因為交通、資訊更快，台灣和世界的問題也都變得更複雜：例如，台灣的族群變得複雜許多，政商關係複雜許多，國際關係複雜許多，於是國家的疾病也同樣複雜許多。
我是醫師，是蔣渭水的「學弟」，蔣渭水畢業的「台灣總督府附醫學校」，就是台大醫學院的前身，但不敢像蔣渭水一樣開國病診斷書。然而我覺得國家的病症確實也可以在人身上找到類似型態。

公義團體降低衝突
例如，台灣人最喜歡藉進補來「增加免疫力」。其實免疫力貴在平衡，太強或太弱都不好。免疫力好比國家的軍備或武力，軍力太差，一旦有外侮就無法抵禦。免疫力不全患者，容易產生嚴重感染。免疫力太強，則是過敏，例如花粉熱、氣喘，就是對外界抗原（例如花粉粒、灰塵）的過度反應。一個國家如果武力太強，往往禁不起刺激（如九一一以後的進攻阿富汗）或動不動想當世界老大或警察（如伊拉克戰爭之表面理由），向他國動武。現在布希領導的老美，過去軍國主義的日本，都是例子。
如果形成人民的長期對立與分裂，就好像自體免疫疾病，嚴重成內戰，像美國南北戰爭；輕微時造成長期內耗而病體虛弱，目前台灣藍綠對立，頗有這種味道。此時必須給予「免疫抑制藥物」來降低兩邊的衝突。換句話說，要有理性公義團體（以當年黨外精神建立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或調整政府機制（如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出來降低兩方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人格與精神的健全當然也很重要。近來，台灣領導階級為了強調存在國際，變得像是好做驚人之舉（例如致函聯合國、公投手段）以吸引外界注意力的不成熟青少年。其實青少年應以獲科學、運動、才藝獎等優越表現（中道而穩健的台灣）來引來掌聲，而不是以龐克頭、飆車或言必稱LP等異型來引人側目。再說，外界對你的評價在於對社會有多少貢獻（如台灣電子產業），往來朋友的素質與分量（金錢外交免了吧），而不是看加入多少社團（國際組織）。

M型社會癌症末期
人無信 而不立，國家也是；只有大國才有不誠信 的空間與本錢。但如果你品行端正（言而有信 ），好做善事（人道外交），形象良好，也許仍然沒有什麼死黨可以串門子，至少大家喜歡你、尊敬你；萬一有狀況，會願意伸出援手。但如果一向給人龐克飆車形象，一旦被流氓欺負，即令是對方無理，也不見得會有人出來管閒事為你說話。
那麼，有沒有癌症？有的。如果有政商集團不當壟斷太多經濟或政治資源，或政府的稅賦制度有明顯不公，造成嚴重財富權勢分配不均，導致貧窮或弱勢人口數太多而不得翻身，那就是癌症了。當M型社會惡化到國民不堪忍受的程度時，那就是癌症末期，必須以化療、放療或手術等非常手段割除這些吸收養分過多、繁殖過多的癌細胞了。這些非常手段，有時候就叫做「革命」。


作者為紅黨主席、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

陳耀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