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孟詩派同時稍後，中唐詩壇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的元白詩派。這派詩人重寫實、尚通俗，走了一條與韓孟詩派完全不同的創作道路。白居易、元稹創作新樂府的時間以「因事立題」為準則， 寫下大膽揭露現實黑暗的詩篇。元白基於政治的熱忱、詩人的使命感發起的新樂府運動，其論詩主張明顯側重在實用性質上：要能反映現實，議論政事，發揮濟世的目的。這樣的詩觀，無疑是偏狹的。白居易主張詩歌創作是「感於事」而「動於情」的結果（《策林》六十九）， 認為情感活動不是憑空產生，而是源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因此詩歌不能脫離現實。「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便是強調出文人應有反映當代時事的責任。而白居易要求題材「覈實」的論點大大限制了詩的想像空間，「覈實」的要求僅專門針對描述之事件， 也就是詩的題材而言， 在寫作技巧上， 他並不排除必要的虛與想像。其新樂府詩的主題、材料的確貫徹著覈實概念， 均屬可考之史事與風俗。但作品中無論是情節結構、人物對話、心理描寫， 卻都能看到作者增添的虛構成分。元白二人又用「風雅比興」、「刺美見事」、「即事名篇」等準則來評論歷代及當代詩歌，得出詩道每況愈下、李不及杜等結論，他們對於前代詩歌與詩人的評價，遭致不少批評。

元稹的樂府詩創作受到張籍、王建的影響，但他的「新題樂府」卻直接緣於李紳的啟迪。元稹的詩雖都是寫實之作，如《上陽白髮人》寫宮女的幽禁之苦，，但其中不少篇章卻殊少情致，概念化傾向很強，且敘事繁亂，往往「一題涵括數意」。 元稹所作１９首《樂府古題》都是「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的諷諭之作。其中《織婦詞》、《田家詞》較具代表性。在這些古題樂府中，元稹改進了新題樂府的不足，每首只述一意，使得題旨集中明確，多用三五七言相間雜的句式，甚至以１１字為句，參差錯落，稍有風致。但就總體水平看，語言仍嫌滯澀。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認為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白居易的諷諭詩有一百七十馀首，這些詩大都作於貶謫之前，在寫實和尚俗一點上，而此類詩作有兩個基本傾向，即對下層民眾苦難生活的深刻反映，對上層達官貴人腐化生活和欺壓人民之惡行的尖銳揭露。這種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