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一直是一條追尋「現代性」的路，(1) 其孕育發生亦根植於城市，可是弔詭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卻是現實主義鄉土文學，三十年代興起於上海、書寫城市生活的現代文學若不被視為末流，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旁支，城市也許引進了新思想，孕育了革命，可是鄉土才是作家想像的依歸，安身立命之所在。王德威在〈原鄉神話的追逐者〉一文中即為中國現代小說勾勒出一原鄉神話的傳統，指出自魯迅起迄大陸八十年代中的尋根文學，或台灣及海外的「探親八股」，都在競寫一原鄉主題。(2) 所謂「鄉愁」之所以起焉，固然因為種種原因「故鄉」已遠，然而時移世易，人事遷移，甚或盛年不再，都可以勾起點點「懷鄉」的愁緒，故鄉因此「不僅祇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與作家『誼屬同鄉』的讀者）所嚮往的生活意義源頭，以及作品敘事力量的啟動媒介。」(3) 鄉之魅力所在，乃因其已然失落或改變，原鄉永遠無法企及，懷鄉寫作本身因而是「一連串『鄉』之神話的移轉、置換、及再生」(4) 王德威以「神話」一詞審視原鄉文學的傳統，用意在於跨出地理或空間上的定義範疇，把「故鄉」視為一論述，詰問其輾轉生成的背景與過程，扣問其中暗藏的個人心理、歷史動機以至社會意義，他在另外一篇討論台灣鄉土文學論爭的文章中，更詳細縷析鄉土文學與國族論述的密切關係，「鄉土」如何成為「國家烏托邦」的隱喻，因此爭奪「鄉土」的所有權及命名權，也就是爭奪論述「國家」的合法性。(5)

　　王德威的原鄉神話傳統，涵蓋了海峽兩岸的現代文學，獨獨漏去了香港，其實不是「無心之失」，他有意把香港文學放在與這徵逐鄉愁的傳統相對的城市文學一脈中，視其為處於鄉土／國土「大敘述」以外，屹自紛繁競發的中國現代文學另一支，這觀點在他稍後的〈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一文中得以詳細展開。(6) 在王德威眼中，香港極有特色的城市文學，「以一個城市的立場，與鄉土／國家（country/country）論述展開了近半世紀的拉鋸」(7)，在五四感時憂國的門檻以外，或風花雪月，或前衛實驗，總之與「兩個」中國的文學正統相反，沒有讓寫實／現實主義成為文學主流。他因而提出香港（文學）「回歸」，究竟「回到哪裏，歸向何處」的問題，實在用心良苦。(8)

　　王德威把香港文學定位為國族論述以及現實主義文學以外的邊緣論述，我們應該不會感到陌生，而以「城市脈絡」闡述香港文學的特色，也是論者的共識。然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懷鄉愁緒，氤氳憂鬱，其實亦早已波及這南隅小島，以其千姿百態撫慰著無數迫於戰亂、政治動盪或者經濟原因南來的人，誘發出一波又一波的懷鄉書寫。這追逐原鄉神話的五四傳統，由四、五十年代南來的文化人繼承香火，在香港譜寫了原鄉神話外一章。

　　香港與中國的人口流移，或「合法」或「非法」，自香港開埠以來就從沒間斷過，文化人來港有跡可尋的，起碼三十年代抗日戰爭時期就錄得大宗，(9) 然而這時南來的文人政治色彩濃厚，據盧瑋鑾所言，部分作家如茅盾、夏衍、郭沫若等，更是由周恩來安排來港的，來港以後便全力以文藝活動宣傳抗日，並且和右翼作家一樣，都有意識地在香港建立陣地，宣揚他們的主張及觀點，(10) 國難當頭，自然無暇思鄉發愁了。因此中國現代文學鄉愁在香港的流播，還得等四九年前後因為政治變動、政權易轍而來港的右翼文化人。(11) 研究此時期文學的學者都指出，這些避難南遷的文人，他們的去國懷鄉之情都與故國的失落、因流徙而來的身分與文化的失序（dislocation），以及鄙夷或者難以適應香港生活密切相關。流落異鄉，思念故土以解飄泊之苦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對他們來說，個人的流徙更是直接因國土的淪喪而致，個人命運與國運相連，而鄉土向來是現代中國作家國族想像之所依，面對國族主體的瓦解、身分認同的危機，因此書寫鄉土不但是流落異鄉的安慰，更是重建國族主體與重申個人文化身分的必要手段。(12) 另一方面，面對流徙的時空錯置與失序，逃難生活的委屈，(13) 也只好把鄉愁投射到一個神話化的家園，藉以排解心中的種種鬱結，故鄉必須美化、純化、神話化，才堪可賦與他們所鄙夷的現實某種意義，以此對照王德威的觀點，其言甚是。

　　出現在這些作家的原鄉神話裏的，總是少年時代田園牧歌式的記憶，這故鄉的形象，自沈從文以來沒有多大變動，誠如喬琪所說：「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實踐瞬息萬變，然而這些實踐所追隨的理想原型，卻往往很少變更，因此，在民族主義論述中，『家』或者『社群』的形象往往也是停滯不前的。」(14) 故鄉總是像溫柔的母親那樣安慰著落泊的遊子，支撐起他們雄性化的國族論述的，弔詭地是一個陰柔的保育萬物的鄉土形象，柔絲（Gillian Rose）指出：「家的溫暖與安慰被普遍化與理想化……是地方（place）被女性化的合理結果……地方常被視為一個充滿母性的女人。」(15) 或者我們應該加上一句：唯其土地／家鄉是如此充滿母性，才可以激勵我們的男作家去作想像家國的宏圖偉業。現實生活裏，他們視自己為「客」為「旅」，可是，在他們的民族文化想像裏，香港才是那永恆的「他者」，無論在文化上、語言上、風俗上，都必須抗拒排斥，這樣才能維持他們文化上的純正性與正統性，也唯有建立一個高大的民族文化身影，才可以在勢利的資本主義社會裏繼續其矮人一截的「寄居」生活。「主」與「客」、「自我」與「他者」，在這些南來文人的想像裏換置又換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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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李歐梵即著有《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一書，其「輯三．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之路」細意闡述了這一種執意走向現代的決心，並且向晚清探尋其根源，參頁229-299。這種把中國現代性的起源追溯至晚清的論點，在王德威的《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中有更詳細的申論，參「〔輯一〕被壓抑的現代性」，頁23-109。

(2)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沈從文、宋澤來、莫言、李永平〉，《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249-277。

(3)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頁250。

(4) 同上，頁251。

(5)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頁159-180。

(6)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頁279-305。

(7) 同上，頁282。

(8) 同上，頁283。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這種「城鄉對立」在不同的論述範疇可能產生很不相同的效果，甚至權力位置互換。鄉村在中國現代文學論述裏優於城市殆無異議，王德威以及其他學者以香港文學的城市特色對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鄉土主流，自是一種邊緣反撲的設想，然而，這種城鄉的權力關係在政治經濟論述裏卻是互相對調，谷淑美指出：「在七、八十年代期間被廣泛述說的『香港故事』，多建立在『城市』和『鄉村』的對比上，一方面把香港社會的歷史發展化約為由漁村變成都會的簡單程式，另一方面標榜香港今天的經濟成就。這種論述方式不單見諸民間的流行文化，亦呈現在殖民政府與權力精英聯盟的管治規劃中。這套主流的論述既能突顯殖民政府有效管治的成績，亦能轉化潛藏於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在贏得居市民大眾支持的同時，亦為殖民政府的政策提出看似理所當然的憑據。」「這種以『城市』為身分象徵的本土主義亦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香港本身的殖民處境。」谷淑美：〈香港文化──從本地研究探索「香港人」的身分意象和政治定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報告第七號（香港：香港理工大學，1999），頁12-14。羅永生也指出香港精英階層利用城市與鄉土相對的想像框架把殖民主義轉化，他批評劉兆佳所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學說隱藏著一項殖民現代化大計，其背後的思想其實是一般中國知識分子常有的心態，即既以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作為推動中國達致富強的目標，又企圖發掘本土對實現現代化「有用」的文化特質，這種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設想，羅永生認為是香港社會對鄉土的敵意想像──認為鄉土表徵著中國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落後和動蕩──所促成的，簡單來說，劉兆佳借用都市意象來支持殖民管理主義的模式。參羅永生：〈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見羅永生編：《誰的城市？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69-87。

(9) 有關三十年代中期因為國內政局的變轉以及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南來的大批文化人，以及他們對香港文壇的影響，詳見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三人合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香港：天地圖書，1998），頁1-42。

(10)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頁21-22。

(11) 有關南來文人的政治傾向，鄭樹森指出四九年前旅港的文化人絕大多數來自左翼，其時的文藝活動實質上是「反國民黨、反帝、反殖」為主的政治活動，直至四九年中共在內戰中不斷告捷，左翼文化人陸續北返參與中共建政，而右翼文人此時也先後來港。參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收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

(12) 何耀輝：〈想像中國──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鄉土想像〉，發表於第二屆國際香港文化會議，香港理工大學主辦，10月20-22日，未出版。另陳國球從語言形式與民族傳統的想像兩方面分析，指出司馬長風的文學史論述也是一種鄉愁的抒發，一個重建中國文化傳統的企劃，參陳國球：〈詩意與唯情的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十期，總第334期（2000年3月）：70-129。

(13) 盧瑋鑾曾就文化與生活形態兩方面，分析南來文化人的「委屈」心理，指出「他們從文化強勢、文藝主流的地方跑到這個外國人管治的小島來，一作比較，總覺百般不順眼」，另一方面，「語言、社會風尚、意識思想，甚至價值取向，都截然不同，由陌生形成了疏離，由疏離而導致孤寂封閉，於是有不投入的苦悶」。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收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頁117。王宏志則進一步指出他們作為文學作家或文化人的身分，在香港是充分被肯定的，甚至佔據了優越的地位，相對於一些名氣不如他們的地道香港作家，他們始終保持著文化強勢，因此造成這種「委屈」心理，主要是由於對香港的不屑，也因為這樣，他們始終保持一種「過客」心態。參王宏志：〈「竄跡粵港，萬非得已」：論香港作家的過客心態〉，收黃維樑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香港：中大學出版社，2000），頁712-728。

(14)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18.

(15) 轉引自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