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允許我再次抬出英國小說家維吉妮亞吳爾芙的鬼魂。她在《三枚金幣》裡有這麼一句話：“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

　　吳爾芙是於1930年代的反戰語境中發出這番話語。當時的女性不獲准參與國家的決策過程，卻要對國家製造的戰事表示支持；不能完全享有公民權利，卻要承擔公民義務。而今我們若是處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裡進行記憶寫作，於歷史洪流中搜索女性的身影時，恐怕也會產生相似的困惑。

　　如果說馬來西亞華人對家國與民族有所謂的雙重身份認同，華裔女性面對的還有性別差異問題。性別身份在表面上被涵蓋於這兩大範疇之內，其實往往被排除在外。這裡面有大小之分──民族與國家意識總是被認定為宏觀論述，而性別、階級、宗教等差異不過是局部問題。

　　華人歷史中的女性在哪裡？放眼宗祠會館，皆以男性為主體──華裔女性的姓氏和籍貫都跟隨父親，這是父權傳統既定的“宿命”，女聲早已被消音。再看家族史、地志史，也大多以男性為主角。

　　在所謂的共同歷史／人民記憶裡，主宰整個敘述脈絡的是民族與國家意識，性別身份被模糊了。因此，當我們展開記憶書寫，首先要提問的應當是：這是誰的鄉土？這是誰的歷史／人民記憶？

　　書寫不僅是保存歷史記憶的策略，而且是訴說不為人知的事件的策略。當我們跨越民族主義歷史書寫，採用女性主義歷史書寫，不能錯過任何記憶片段，即使這些記憶是瑣屑的。別忘了，在以男性為主角的歷史中，這些都是女性的在場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