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以詩為主的時代，在當時詩壇上，對於詠蟬相關詩作有所謂「三絕」存在，乃是駱賓王的《在獄詠蟬》、虞世南的《蟬》以及李商隱的《蟬》，三首詠蟬詩各有其特色，各自有其地位與意義。

壹、 時代背景

　　駱賓王，初唐四傑之一，當時寫下此詩作是在唐高宗儀鳳三年（西元678年），
當時駱賓王擔任侍御史，因為屢次上書議論政事，直言要武曌將后位歸還李氏，
因而觸忤武后武曌，遭受誣陷，以貪贓罪名下獄，當時駱賓王身處囹圄之中，
如詩中所言，聞蟬聲而驚心，而後寫下《在獄詠蟬》，抒發其遭受誣陷的無辜之情與身陷牢獄的無奈之感。

李商隱，晚唐詩人，在李商隱早年時，曾為牛黨的令狐楚所賞識薦舉，
後登進士第娶王茂元之女為妻，王茂先是當時李黨人士，因當時牛李黨爭相當激烈，令狐楚與王茂元是勁敵，李商隱在其間無以自處，只好到各地節度史的幕府中當書記，終生困頓不得志，而《蟬》一詩正是在這樣的身世處境下所作，抒發其仕途潦倒不得志之情與心繫國事的正義之感。

從上述的時代背景可見駱賓王與李商隱寫下詩作的情景，
雖分別處於初唐與晚唐，但兩者遭遇的事件卻有其類似之處，
同是在仕途上遭遇的困頓，但一者遭受牢獄之災，一者則受兩黨傾軋之苦，
但不變的是，兩人皆對唐朝國事有著正義之心，所為皆是為了唐朝之國運，
無奈兩人面對政權或黨爭的迫害，總是有著濃烈的抑鬱情感。

貳、 詩風與聲情

欲論詩風，得從明朝胡震亨所著的《唐音癸籤》中看起，
《唐音癸籤》中敘述初唐詩風：「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
當時初唐絕句創作正興起，而又承接之前濃麗的文風而來，在格調部份也相當整齊，從《在獄詠蟬》一詩可略見一二，全詩有其一定的順序敘述，頗有「近拙近板處」之感，也還在「擴大題材，表達神韻」之期，即尚在擺脫六朝之窠臼，擴大題材，注入精神。

而晚唐時期，詩風主要為「詞藻華美，漸趨主意」， 其中漸趨主意即承中唐之變而來，從李商隱《蟬》一詩可見其主意之感，受到唯美之風影響，注重字句之雕琢，華美之章隨處可見，而情感流瀉，在全詩可見，十足吐露詩人心中苦悶。

再看兩詩之聲情，駱賓王《在獄詠蟬》是侵韻，表露沉靜之感，如詩所言，
詩人身在牢獄，但詩句中沉靜表露其鬱鬱之情，故全詩唸來並無激動之感，
卻有隱隱悲痛之情，而李商隱《蟬》是庚韻，表達振厲之情，十足指控當朝之誤，
激亢的苦痛全詩可見，觀詩人之背景，可見為何會有如此振厲之情於其中。

参、篇章結構

依照古人寫作上的篇章結構所言，「鳳頭、豬肚、豹尾」可以作為分析兩詩結構之原則，
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首聯因蟬而起，立即點明主題，再使用「南冠楚囚」的典故說明自己身處牢獄的情況，
立即就讓讀者明嘹作者欲說之事，也與詩名緊緊相扣，「在獄」以及「蟬」二事，
實符鳳頭之原則，吸引住讀者目光，而後頷聯、腹聯則屬豬肚位置，
鋪陳因蟬而興起的悲苦之緣由，並以蟬遭遇的情景來比況自己的處境，
看見蟬因露水重而使翅膀溼以致於難以前進，而風聲之大使得其聲響也難以被聽見，
正如駱賓王當時的處境一般，遭受誣陷，難以申冤之感，此兩聯豐足了全詩內容，
亦符豬肚之原則，在尾聯收尾部份，駱賓王拋出一個似問非問的句子，
以誰為表予心作結，有股有誰能懂我忠良之情，也有激問的用意，
現今確無了解我忠良之徒了，收尾之部分，相符於豹尾之原則，收縮有力，回味無窮。

再觀李商隱的《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首聯因蟬而起，敘述蟬餐風飲露，難得一飽，而其悲切哀鳴聲也是枉然，
起頭即點明主題，亦吐露自己悲憤之情，鳳頭原則之運用，其重意與美麗的起頭，
立即吸引住讀者目光，而後頷聯、腹聯，鋪排與敘述蟬與己身相關情事，
說了蟬雖然悲鳴不已，但是樹依舊青綠無情，再對應己身，引用《戰國策》土偶桃梗之典故，
說明自己的官職卑微，仍像桃梗四處漂泊之處境，在尾聯部分，藉著與蟬感謝之說，
表明自身仍要繼續保持清白，操守高潔，漂亮將全詩作結，實有豹尾簡潔有力之感。

虞世南詠蟬詩一

唐朝時有三首詠蟬詩甚是有名，其一是唐太宗時的秘書監虞世南所寫的：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



虞世南為人沉靜寡欲，議論持正，極為唐太宗所倚重，和那班為帝王所豢養而專事諂媚的幫閑倖臣，迥然有所不同。此詩以蟬飲清露，喻己之廉潔；以蟬鳴疏桐，喻己之清高；接著表明「聲遠」由於「居高」，但己之「居高」並非依憑秋風之力（「秋風」隱喻帝王權勢），表現了一種孤傲獨立、不趨炎附勢的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