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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1年荷蘭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後，許多同志就覺得「夠了，我們已經達成使命了」 ，使得荷蘭的同志遊行以及社群逐漸走向去政治化的路徑，人們不再關心性別議題，也不再拼盡力氣將這樣的議題化為實際的法規或是政治實踐。

「Being gay」好像僅僅是一種個人的生活風格選擇，不具有政治性更不可能主動介入政治。這樣去政治化的傾向，事實上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旦性別議題逐步成為私人選擇而非公共議題，運動團體的組織與團結就越難實現，過去透過社會運動所爭取而來的權利隨時可能被政治部門收回。

事實上，阿姆斯特丹的同志運動能有如此盛大的規模，並不是一蹴可幾的，若沒有過去非主流文化運動的土壤，以及數代行動者不斷抗爭所撐出的空間，荷蘭是斷不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的。

1960年代中期，主張和平非暴力的「Provo運動」興起，透過文化干擾的手段進行許多抗爭，他們甚至贏得了一席市議會席次，在阿姆斯特丹施行各種針對城市問題如性別、交通、住宅等等所設計的「白色計畫」（White Plans，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維基百科的介紹），後來這些運動者更和反戰的左翼學生運動整合，他們在社會及政治上取得的成功，以及他們反威權、反資本主義的主張，成為1970年代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濫觴，更為LGBT以及性別平權運動上奠定下良好的基礎。

在1960年代的Provo運動中，以社會運動推動政治改革、並且擴大進步運動的整合與組織等兩大特點，為接下來三十年的社會運動樹立最好的典範。承繼著Provo運動，1970年代的佔屋運動（squatters movement）更是帶起世代之間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改革思潮，受到性別革命浪潮洗禮的青年世代在阿姆斯特丹開啟一波民主草根運動的抗爭，使得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為全世界的同志之都。

也是在這個時候，社會學途徑開始被援引來理解社會問題，人們開始從一個一個的「個體」組織為更大的「社會團體」，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Laurens Buijs指出，正是這個時期，性別與同志的問題開始成為阿姆斯特丹重要的社會議題。

然而，隨著性別運動在政治上逐漸取得成功之際，運動者為了取得法規的進展而開始選擇與國家及政府合作（而非挑戰他們），進步運動者也發現他們的原本的基進價值有時得要妥協於國家機器之下、原本因為風起雲湧的運動而被召喚出的青年也開始從社運組織流入社會及政治體制之內，隨著2001年同志婚姻被政治寫入法律中，阿姆斯特丹的性別與同志運動也正式走上了個體化以及碎片化的路途。

傳承自70年代與少數族群和不同運動整合及團結的傳統，到了2000年左右已經不復存在，舉例而言，荷蘭的族群問題在近年的同志運動中就比較少被談論，屬於同志圈少數的土耳其人開始在荷蘭其他城市組織自己的同志運動，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黑人同志身上，而主流的同志社群與組織卻幾乎不討論這樣的族群差異所形成的議題。

有些同志就表示，這樣的族群差異所形成的議題最終會被歸因於個人的差異，很多應該要被看見的問題最後被排出運動議程之外，70年代所拉出的進步陣線最後還是回到各自作戰的景況，於是，社會運動能夠影響政治部門的力道減小許多、改革速度及幅度也弱化了，政治部門與社會運動脫節、社會運動對實際的政治改變更是鞭長莫及。

有趣的是，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對於這樣的討論並不陌生，這幾年台灣的同志遊行中也會聽見類似的聲音，因此，疏理這樣的經驗，不僅是供同樣作為小國的台灣參照及反思，另一方面，藉由這樣的討論，觀察政治部門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競合關係，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見台灣社會運動的軌跡，各方進步勢力如何擴大組織與團結，進而形成更大的社會以及政治影響，不管在荷蘭還是台灣，都是極其重要且攸關進步力量存亡的關鍵因素。

本文經台灣教授協會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