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

　　蔡康永：以生命的名義奮戰

　　文/指間沙(騰訊娛樂專稿)

　　在蔡康永滿面淚痕地訴說“出櫃”壓力之前，很多人都沒想到，做傳播“娛樂”工作的他是在如此孤獨地奮戰。為什麼說起“出櫃”的男同志，就總要提及蔡康永？仔細想想，圈內沒有第二個像他這樣敢在節目里大步邁出櫃子的人，且還成功地屹立在主流界。而如此孤獨的他，面對前來諮詢的櫃中明星，仍會理性地勸誡他們不要“出櫃”。

　　今時今日，“腐文化”如此昌盛，“BL”擁躉隊伍壯大，美劇、英劇都以“恐同”為恥，歐洲多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甚至有些國家主教、政要紛紛出櫃。一時之間，這彷彿成了一件社會先鋒的事兒。對於同性戀者，圍觀者們很容易簡單“站隊”。在中國娛樂圈，除了孫海英夫婦這類少數派外，大多數明星會舉起支持標語，笑盈盈地在社交媒體上說一句“加油”。但現實生活裡，人們的接受程度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高。同性戀者們感受到的最大歧視與拒絕，都是具體而親近的人。

　　蔡康永發自肺腑的剖白，不禁讓人想起與他同命運的演員理查德·張伯倫。玉樹臨風的張伯倫曾在《荊棘鳥》中演拉爾夫神父，還飾演過在性取向上苦苦掙扎的柴科夫斯基。他年屆古稀才出櫃，數年後接受同志雜誌《Advocate》採訪時依然不建議男明星出櫃，因為“我們文化當中仍有很大的'恐同'成分，此一現象讓人遺憾，很愚蠢、沒天良，卻是事實”。道理很簡單，出櫃就意味著沒戲拍。

　　放眼兩岸三地，時髦的演藝圈中，公然出櫃的寥寥無幾。相比內地與台灣，沐西風較深的香港，環境更寬鬆些，但敢亮出同性戀者身份的圈中名人還是以男導演為主。亮晃晃的銀幕上，我們可以嘲笑“娘娘腔”，但不會正面表現同性戀。白馬王子依舊是為女觀眾提供性幻想。

　　公開地歧視同性戀，在當下，仍是赤裸裸、顯而易見的。某年端午前夕，一個女畫家的大型油畫《懷王游春圖》引發熱議，不少人指出畫中人物的臉分別對應蔡康永、程青松、李銀河，以此影射譏諷楚懷王和屈原是斷袖同性戀。這幅惡意滿滿的畫，目的昭然若揭。又是我們“唯一的”蔡康永，為此提出訴狀，要求對方銷毀該畫、索賠38萬元，並要求其登報導歉。相比其他人的緘默，蔡康永是奮爭的、積極的，也是孤獨的。而在該事件背後說風涼話的，更是大有人在。今日，我們社會裡仍舊有人把“同性戀”罵成“流氓”、“色情”、“精神病”、“死艾滋病的”。還有人義憤填膺地撰文怒批：“作為文人學者，如果缺乏最起碼的倫理道德，將會變成一個臭氣毒瘤，危害無窮。”

　　同性戀者為何陷入如此困境？原因有諸多。李銀河解釋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家庭本位觀念太根深蒂固了，家庭取代了宗教的位置。如果一個人選擇了無法傳宗接代的性取向，那就會被懷疑，甚至被批判。在生育高於一切，甚至壓倒了個人的尊嚴與生命的地方，思想尤其封閉。所以就在我們身邊，同性戀者幾乎都不敢對父母開誠佈公的表明自己愛同性，反而被迫與異性去相親，甚至“形婚”，結果，就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就像李安導演的電影《囍宴》裡展現的，電影的結局滿足了老一輩心理寄託，男同志醉酒一夜情，使新娘懷了孕，但也踐踏了那純粹的愛情。《荊棘鳥》中說：“真正的愛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是需要以難以想像的代價去換取的。”但我們為何不想想，憑什麼往別人的愛情上撒毒藥，還要他們一邊泣血，一邊謳歌愛情偉大呢？

　　同性戀者是承受巨大壓力的脆弱的少數人，但也是我們的同類。我們的社會早已深陷其中，無論你承不承認。亨德里克·威廉·房龍在《寬容》裡寫道：“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寬容就如同自由。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遠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對於今天的社會來說，恐懼同性戀者的存在，乃是因為不了解、不寬容。而包容同性戀，就必須對他們的世界有所認知，並考慮到他們的存在、禁忌與利益。他們或不奢望被完全理解，只是希望不被推到更加陡峭的山崖邊。而這一切，依然是漫漫長路。

　　十年前，柴靜在央視做過一期關於中國同性戀的節目，叫做《以生命的名義》，它以一個個鮮活的具體面目來展現他們的生活現狀。十年過去了，大多數同性戀者仍深深藏在櫃子裡，以防被當作“怪物”。這個時代，只有一個蔡康永是不夠的，他流下的淚、受的委屈沒有人來予以關注和思考，現狀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重要的是，這份改變對每一個人都有意義。

　　一個不尊重個體生命完整性的社會，可以隨時把更多的人扣上“怪物”的帽子，讓生命失去面對真實的勇氣，痛苦呼吸。而你我，都可能在未來遇到渴望被給予生命勇氣的時刻。命運不同，生命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