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穎怡

　　(荷蘭在線特約專欄) 形式婚姻的討論方興未艾，運動界、學術圈和商業領域等都加入了這場生機勃勃的討論之中。兩年多前將它定下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題目的時候，我還未能看見這場辯論的焦點和方向。近日看到了一系列有趣的文章，又想提筆寫寫我的想法。

　　形式婚姻，又稱男女同性戀者的合作婚姻，是指男女同志為了某種原因協商進入異性戀婚姻。光是這個定義，就足以讓人瞠目結舌：“協商式的異性婚姻”，“男女同志的婚姻”。為何大部分的同志權益組織對形式婚姻的概念反感，又為何在媒體中以一種中國文化的奇異扭曲的視角曝光，甚至常常在社群中提起形婚就嘆氣說是“無奈之舉”？——一切皆因形式婚姻觸碰了眾多敏感點，在這個全球化趨勢愈漸明顯，現代化精神愈發被呈現得“支離破碎且二元對立”的今日，形式婚姻並不是一個討好的概念和方式。

　　傳統中國社會的婚姻模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作為一種傳宗接代和連結家族勢力的文化、經濟、政治策略，更多地強調它的功能性，這與現代社會所推崇的以“在性與愛的結合之上的婚姻”的浪漫概念相去甚遠。在中國，自由戀愛的概念很年輕，僅僅是幾十年的光景，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的婚姻理念不謀而合：執政黨為了穩定社會而推動基於異性戀婚姻和愛情的家庭單元。

　　記得我在中山大學多元性別文化的公選課上曾經問同學們一個問題：如果你和朋友結婚，你覺得怎麼樣？當時的教室突然安靜了一秒，而後發出一種新奇的笑聲。是啊，在浪漫愛、絕對專一、不離不棄的愛情文化盛行的今天，和好友組成家庭，看上去那麼的離經畔道、不靠譜和濫情。也許這也是同志平權的主流不願意觸及的：在現有的異性戀文化霸權下，首先要做的是爭取與異性戀一樣的平等權利，我們要能結婚，也要證明同誌群體裡面也有浪漫愛——愛是不變的主題。這樣的策略在很多時候很難辯駁，少數反婚人士提出婚姻制度的局限性，至今無法贏得大部分民眾的認可，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其實大家都想結婚，或者就算不想結婚也有結婚的壓力，或者想要享受婚姻能帶來的紅利；並不是指出婚姻制度是不好的，別人就不會去結婚，沒有多少人是天然的革命者和鬥士。異性戀婚姻的情況已經很明顯，而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也許會形成一種異性和同性共謀的婚姻霸權，到那個時候，連同志都能結婚了，那些不結婚的人，會被更多的婚姻捍衛者的唾沫淹死；到那個時候，結婚的同志伴侶也會歧視異性戀的剩女了吧！

　　用這個邏輯，來談形式婚姻。實際上，形式婚姻不受待見的最直接原因是它不符合現代的婚戀觀：一切不以浪漫愛為基礎的婚姻都是耍流氓。有“好”的“道德的”婚姻，和“不好的”“不道德的”婚姻，顯然，形式婚姻符合後者。

　　目前反對形式婚姻最主流最賣座的觀點，是形式婚姻裹挾了中國同志運動，將一大批可能出櫃的同志，裹入異性戀婚姻體制，從而阻礙了同志運動的進程和發展。持這個論點的人，將中國同志運動的目標基本等同於出櫃同志的人數，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按照我的前一個論點，同性婚姻合法化仍然維護了婚姻制度的合法性，也必定會繼續深化浪漫愛與婚姻的等級制度。並不是說同性婚姻合法化不值得奮鬥和期待，而是考慮到，由於對基於“性+愛”的婚姻制度美好的想像和強化，反而裹挾了一部分中國同志的生活，將ta們排除在“華麗激昂”的同志運動之外。

　　同志運動，誰是同志，是誰的運動？只有擁護出櫃和同性婚姻的人才稱得上“合格”的同志？形婚的同志是否被邊緣化，成為同志人群中“垮掉的一代”，ta們和其他的邊緣同志也可以成為同志運動的主體嗎？

　　我做了兩年多的形婚研究，現在也還在觀察之中，進入田野之前和之後的對形婚的認識都在不斷更新變化。不想去深入了解形婚的時候，我的確對形婚有單一的想像，認為這個婚姻是“妥協”、“軟弱”和“欺騙”。我也感謝形婚研究給我打開了對生活複雜性的認識。形婚不只是同志運動的問題，更是一個中國代際關係的命題，也是一個強制性婚姻霸權的 ​​社會問題，這點可以用出櫃的同志也通過形婚來滿足家族期待和社會責任的例子來體現。因此，僅把形婚的命題限定在同志運動中批判是遠遠不夠的，而這也暴露了目前同志運動取向的局限性和等級性。再者，形婚社群內部其實是豐富而多樣的，有符合大部分人想像的不敢出櫃而形婚的同志，也有通過形式婚姻的連結而組成的彩虹多人家庭；有形婚後不和社群內部人來往的同志，也有形婚之後積極開展同志活動、參加同志遊行的同志 …… 只把形婚的同志定義為與同志運動大方向背道而馳的人群，顯得非常狹隘和武斷，而日前對開發形婚APP定義為將形婚商業化而危害同志運動的理論，更是不攻自破。

　　如果說中國同志運動的目標是讓每一個同志都能過上好的生活，那麼，不要去定義什麼是“好的生活”，權益倡導者不知道，西方的理論家和媒體不了解，也許就連同志自己也不清楚。這個時候，每一個人的選擇都值得尊重和記錄，不要用堂而皇之脫離實踐的話語去裹挾每一個中國同志的生活。

　　作者簡介

　　王穎怡，現任中國發展簡報網站編輯。女權主義者，社會發展領域工作者，香港大學性別研究碩士。關注中國公民社會，試圖在學術和運動中尋求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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