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黎(圖/尹夕遠)

　　75歲的男同性戀者“ 老巴黎 ”回憶，那個年代的中國對“這種人”並不友好。鄰居背地裡叫他“流氓”、“人妖”，更難聽的詞也有。母親死前也沒能原諒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結果她把手推開，說，'我爭多大的臉，你給我現多大的眼。”他眼圈發紅、哽咽著說，“母親哭了，我也哭了。挺難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是這種人。”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是這種人”

　　每個天氣好的周末，75歲的男同志“老巴黎”都會從西單大秤鉤胡同出門，坐上22路公共汽車，晃蕩將近一個小時到海淀牡丹園公園。那裡是北京目前最大的同性戀者聚集地。

　　這個習慣已經堅持了30多年。

　　對他而言，去牡丹園逛一圈“就跟回娘家似的”，是件每週不能缺席的事。年輕時走動得還更頻繁些，如今腿腳已不那麼利落，“上公交車的時候總磕磕碰碰的，原來一蹦就上去，現在扶著咬牙都上不去。”他把褲腳挽起來，指著自己膝蓋上的幾塊淤青告訴《博客天下》。

　　老巴黎在牡丹園同志圈裡算元老，每次去大家都圍上來叫他“姥姥”。他喜歡這個稱呼：“從小我就覺得，我一定是投錯了胎，所以才男兒身、女兒心。跟女孩玩在一起，跳皮筋、織毛衣什麼的都行，但心裡喜歡的是男孩。”

　　小學四年級，他發現自己喜歡上了住在同一個大院裡的男班長，兩人一塊兒做作業，躺在炕上，老巴黎就親他抱他。母親發現了，給了他一頓毒打，他羞得抬不起頭來，好幾年再也不敢接近男同學。

　　“也覺得自己挺怪的，是不是怪胎啊？”他說。做了一輩子家庭主婦、老實保守的母親特別不理解，偶爾忍不住對著他埋怨，我是不是缺了八輩子德，生了你這麼個怪東西。

　　老巴黎的初戀在16歲，對方是中專學校同寢室的男孩老六。班裡同學都知道，也不太避諱，就對著他“六嫂、六嫂”地喊。

　　“感覺是比較純的，就願意做他的女人，那種想法。”他說。

老巴黎保存著孩提時代到現在的照片(圖/尹夕遠)

　　母親死前也沒能原諒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結果她把手推開，說，'我爭多大的臉，你給我現多大的眼'，”他眼圈發紅、哽咽著說，“母親哭了，我也哭了。挺難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是這種人。”

　　那個年代的中國對“這種人”並不友好。鄰居背地裡叫他“流氓”、“人妖”，更難聽的詞也有。

　　他不明白自己哪裡出了問題。有人說這是病，卻都講不出具體的詞來解釋。“當時我們家隔壁住了個妓女，”老巴黎揚了揚下巴示意房間南面一扇被報紙糊起來的暗紅木門，“就住在那裡頭。她什麼都懂，直接跟我媽說，你孩子是個'二胰子'，意思就是半男半女唄。她說，給檢查檢查，可能是生理上的毛病。”

　　“流氓”是彼時公眾對同性戀的普遍解讀。從事同性戀研究工作25年的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教授張北川告訴《博客天下》，“同性戀”作為性教育學術詞彙在1925年傳入中國，當時的翻譯是“同性愛”，傳播範圍非常窄。人們對同性戀知之甚少，大多數情況下仍引用明清禁斷小說中的“斷袖”、“分桃”、“雞姦”來形容這種同性間性行為的關係。

　　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北京滿街貼出了關於男男或女女在東單、西單、牡丹園幾個公園偷偷聚會的大字報，老巴黎才知道，他們“這種人”其實有一個更準確的稱呼：同性戀者。

　　老巴黎第一次去牡丹園，是同志朋友介紹的。通常在晚上天黑之後，廣場邊、樹蔭裡窸窸窣窣地聚集起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在那里區分“自己人”很容易，昏暗的燈光下男人成雙成對地在角落坐著，也有還沒找到伴的，用眼神四處打量張望。

　　也沒有什麼暗號，但輕而易舉就能發現同類，“其他人走過去的時候都好好走路，同志滿處尋摸，見誰盯誰。遇上了根本不敢說話，就是使眼色，離開那兒”。

　　這個完全依靠口口相傳的聚會點，從起初每天晚上四五十個人，到最火的時候，1989年前後，一晚上能聚集二三百的男同志。

　　導演張元 1995年拍攝的電影《東宮西宮》裡也描述了90年代初期，警察在北京同志常聚集的天安門東西兩側公廁蹲點抓人的場景。老巴黎記憶中，警察和同志就像捉迷藏，同志不敢張揚，肩並著肩慢慢走，便衣警察遠遠地在馬路對面悄悄跟著，等待抓“現行”的機會。

　　“去公園的0比較多(0指男同性戀者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相應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稱為1)，大家都姐姐妹妹相稱，”老巴黎說，感覺找到了組織，“原來跟小偷似的，偷偷摸摸的，就以為自己是犯罪，現在覺得，還有這麼多人呢，不光我一個，慢慢覺得這是一個普遍的人群。”

老巴黎的老照片(圖/尹夕遠)

　　寒冬

　　“小時候遭遇'文革'，經常看大街小巷貼著槍斃人的名單，前面是'現行反革命'，最後總會有一兩個雞姦犯。”公開支持同性戀的藝術家陳丹青在一次訪談中說道。

　　那也是許多老一輩人對同性戀的最早記憶。民國後期，雞姦罪、流氓罪的出現將同性戀活動推到牢獄邊緣。

　　“文革”結束後，隨著1979年《刑法》頒布，流氓罪正式確定下來。儘管條款內容未提及同性戀，但部分地方司法部門仍依據原文中“進行其他流氓活動”拘捕同性戀者。

　　“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中國在(同性戀定罪)這方面，是很模糊的現象。”張北川說，“流氓罪是個框，可能在街上、公交車上調戲婦女是流氓罪，那麼(男人)不斷地和男人亂搞，這也是流氓罪。要是碰見嚴打的時候，還能進去個一兩年。”

　　老巴黎對“進去個一兩年”深有體會。“頭一年半，別說吃肉，連個肉皮子都沒見過。那生活苦極了，整天是白菜游泳，”他回憶勞改的生活，“這個白菜湯，有兩塊白菜葉就覺得太幸福了。”

　　1977年到1986年的9年裡，他有3次、共7年時間因為流氓罪接受勞動改造，在北京大興禮花場扛洋灰。

　　“一百斤一袋，從這兒抬到咱們剛進胡同門那兒，”他比劃了一個表示距離的手勢，“下午再給背回來，就這麼折騰，強制你勞動。”

　　初次被調查是因為揭發檢舉。當時他是北京110中學的語文教師，學校領導特別重視，西城分局還找來了警察，給他辦了四五次學習班，一對一訓話，逼他承認“流氓”行為。他覺得沒憑沒據，抗拒了幾次，最終還是因為“思想意識差”、“雞姦嫌疑”被判定強制勞動。

　　那是老巴黎第一次因為自己的同志身份入獄。

　　和他一起勞改的一百多個“壞分子”中，大概有兩三個是同志。“那個時候在警察局，也沒人說你同性戀，就說你是流氓犯罪，冠冕堂皇的。”

　　1980年出獄後回到學校，他從班主任降到了後勤，每天穿著社工服，在樓道裡打掃衛生。他對這種不顧事實憑證的抓捕感到絕望，覺得特別冤得慌。

　　改革開放後，性在中國逐漸被打開，同性戀者迎來自我覺醒、從地下走到地上的時代。在老巴黎身邊，那個年代因為同性戀而入獄、丟掉工作甚至自殺的例子並不罕見，被逮捕的地點多半是同志圈內默認的搭訕場所：公共澡堂、公廁和夜晚公園的小樹林。

　　1982年，老巴黎在澡堂裡第二次被捕。

　　他覺得是因為嚴打，為了湊人數把他湊進去的。“澡堂裡對面的小伙子似笑非笑地看我，還老拿腳踹我。我想可能是同志，就跟他湊近乎，沒想到他是警察，噌地一下站起來了，大喊了一句'你表演得夠充分的'，”他回憶，“這就是故意的，誘發我犯罪，對不對。”

　　與兩年勞教一起判下的是取消城市戶口。學校也不願接納他，說，你能自己找工作最好，你上崗我們也跟著倒霉。1986年最後一次從獄中出來以後，他沒再回去報到，徹底失去了與學校的聯繫。

　　1988年，台灣作家白先勇描寫同性戀者的小說《孽子》在大陸出版發行，老巴黎從頭讀到了尾。小說第一章開頭寫：“在我們的王國里，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

　　白先勇筆下，這個“王國”是原始的、隱秘的，沒有規則、沒有保護，只有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流亡，像極了20世紀80年代老巴黎的生活。在那段日子裡，他與異性戀的世界也似隔著一堵厚重的牆，而牆的這一頭，是漫長的寒冷冬夜。

老巴黎的老照片(圖/尹夕遠)

　　捅破那層窗戶紙

　　出獄之後，老巴黎回了一趟“娘家”。他注意到一個微妙的變化：公園裡開始有人主動跟他搭訕了。

　　“ 同志 ”這個詞也是那時候在公園裡學來的。每天來聚會的人裡有些出國回來、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他們一宣傳，大家就傳開來。公園不再只是一個同性戀者在夜晚偷偷地、沉默地約會的場所，經常老巴黎一個人坐在長椅上，有中年男人走過來問：“你是同志嗎？”他一笑，對方就明白了，坐下來開始聊家常。到後來，路過遛狗的街坊鄰居都知道“ 同志 ”是怎麼回事。

　　這個變化讓他感覺到，社會好像慢慢開始接受他們了。

　　過程注定是緩慢的。1997年國家修訂《刑法》、廢除可對同性戀者判刑的流氓罪後，法律對於同性戀現象的態度進入了漫長的空白與沈默期。既沒有合法化的承認，也沒有反對的跡象，同誌群體對社會權利的爭取在政府謹慎、模糊的態度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社會學家李銀河向《博客天下》回憶，2001年，湖南衛視《有話好說》欄目播出“走近同性戀”，邀請她和男同志導演崔子恩、女同志畫家石頭三人到演播室探討對同性戀的認識。

　　這檔45分鐘的訪談節目首次打破了中國電視媒體此前對同性戀一貫的失語狀態。用主持人馬東的話說，公開談論同性戀就像“捅破一層窗戶紙”，而他認為，“在一個健康開放的環境裡，不應該有任何事情，明明客觀存在，大家卻有意視而不見” 。

　　李銀河對這個節目印象深刻。“我們做了這個首播播出來以後，重播就被叫停了，可能當時還是挺嚴厲的。”

　　“當時有一些外國人問，中國究竟有沒有同性戀，”老巴黎說，“但政府都不表態、不說話、不敢承認國家有這樣一個群體。儘管事實就在那兒擺著，他們只不過是睜一眼閉一眼。”

　　來自官方的第一支信號在2004年12月1日發出。公益團體“同性戀親友會”執行主任、廣州同志阿強對《博客天下》回憶，那天衛生部發布了一組數據，指出中國男同性戀者的數量是500萬到1000萬，意味著在中國處於性活躍期內(15歲至60歲)的男性中，每100人中有2到4個人是男同性戀者。

　　“早期(政府)會覺得同性戀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生活的產物，都是從國外學來的。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公開承認，中國是有同性戀的。”阿強說，這被他認為是一個里程碑。

　　另一個里程碑在2000年8月，國家修改《婚姻法》前夕，包括李銀河在內的十幾位法學家、社會學家在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碰了一次頭。那是李銀河第一次覺得，中國同性婚姻合法化有機會了。

　　“開始的時候我就把這件事提出來了，”她對《博客天下》說，“記得當時社會學界的基本都是跟我是同一個意見，但是有婚姻法專家當時就說，'太早了，咱們中國干嘛帶這個頭啊'，給壓了下去。”

　　沒人帶頭的結果是，張北川統計，在中國，同性戀者受家庭與社會壓力隱瞞性取向、與異性戀者結婚的比例極高。

　　老巴黎曾是這個極高比例中的一員。1976年，37歲的他娶了一個母親指定的、小他8歲的姑娘。他老覺得她是妹妹，對她不冷不熱的，沒到半年就過不下去離了婚。妻子離婚那一刻也不知道他是同志，直到後來聽說他因為流氓罪入獄的消息，從此帶著孩子離開了北京，兩人再也沒見過。

　　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家裡覺著你走了邪路，結了婚就好了。怎麼可能呢？”老巴黎說。他熟知的圈子裡，家人特別不能接受同性戀，打啊，鬧啊，逼婚啊，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最後同志被逼得上吊自殺的也並非個案。

　　想結婚的同志只能悄悄辦“地下婚禮”—沒有家人，沒有合法登記，只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低調地舉行。

　　2014年9月6日，一場同性婚禮在微博高調地被轉發了幾萬次。沒有婚紗，沒有伴郎伴娘，交換誓詞和戒指的是一對西裝筆挺的新郎。在英國駐華大使吳思田的見證下，英國人戴偉紳和美籍華人張志鵠成為第二對在英國駐中國大使館登記結婚的同性戀人。

張志鵠和戴偉紳在北京結婚(圖/Ray Zhao Patricia Zhao)

　　戴偉紳告訴《博客天下》：“今年早些時候，有人諮詢中國政府，英國人是否可以在北京的英國領事館舉行同性婚禮，結果沒有被拒絕。”他同時也是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總領事。

　　“我們已經訂婚一年了，之前一直關注英國和美國的同性伴侶婚姻條例。今年3月英國新修訂《婚姻法案》後，我們等來了最好的結婚時機。”戴偉紳說，法案規定同性伴侶可以合法結婚，並平等享受異性伴侶結婚後的一切權益。

　　自此，英國成為世界上第16個正式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而中國是允許同性英國公民在英國使領館註冊結婚的24個國家之一。

　　英國政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並不意味著戴偉紳和張志鵠立刻就能在北京結婚。“我知道Brian(戴偉紳)為這件事前前後後努力溝通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他們的共同好友李迎對《博客天下》說，“其實我覺得他選擇這種方式結婚，是對同性婚姻的一種支持。因為這件事情是有點擦邊球的意思，雖然你是在大使館，屬於英國的國土，但這件事發生在北京，所以你跟自己的領事館、中國政府都要有一個交涉，一旦同意了你在這裡做這件事情，就相當於同意了所有在中國的英國同性戀人都可以在北京結婚。”

　　婚禮在同志圈子裡被傳開了，像是傳遞了一個希望的訊號。“Brian(戴偉紳)不僅僅是自己結了一場婚。無論從政治家的角度也好，外交官的角度也好，我覺得他把它變成了一個公共事件，能看到一個非常強大的倡導的價值在裡面。”阿強說。

　　老巴黎也不是沒想過結婚，但是現在，“75了，不愛出這風頭了，也不在乎形式上的東西”。

　　他和現在的男朋友是8年前在南禮士路公園認識的，對方已經結了婚，兩個人一個禮拜偷偷見兩三次面。守著比自己小30歲的男朋友，不離不棄的，兩個人好好過一輩子，老巴黎覺得已經很足夠。

　　“要是以前能結婚，肯定結婚，現在他(男朋友)有家庭，也有孩子了，沒有必要了，”他說，“將來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必然的趨勢。原來覺得對這個事像個寒冬一樣，現在就到一個暖冬了。外國都公開了，​​咱們也會追上的。”

　　從1996年跟著他生活到現在的干兒子不喜歡聽這樣的話。老巴黎說，“他是基督教徒，認為同性戀是犯罪。還勸我呢，別走這個道兒了，過'正常人'的生活，可以升天什麼的。”

　　對老巴黎來說，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

　　(《博客天下》記者呂昊實習生曲超圖尹夕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