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納迪姆·沙米姆(Nadeem Shamim)離開倫敦到香港的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工作。雖然渴望在新崗位上做出成績，但他的熱情卻被悲傷沖淡了。他的配偶、網絡營銷專家彼得(Peter)無法獲得伴隨沙米姆駐香港所需的簽證，只能留在英國。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這對情侶來回穿梭於亞洲和歐洲之間，每六週飛往彼此的所在地工作一周。儘管要在日程安排上費些心思，還要忍受調整時差和兩地分居之苦，但沙米姆仍認為自己算是幸運的，因為他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老闆，支持他的彈性工作方式。“少了(定期的)聯絡，我原本以為這段戀情會結束。那段時間很難熬……但我們撐下來了。”

　　對跨國工作的同性戀高管來說，與簽證當局的口舌之爭是他們不感到陌生的眾多煩惱之一。雖然許多跨國公司聲稱自己對所有員工一視同仁，但它們的業務所在國對同性戀情的接受度卻常常有著巨大差異，這使得它們難以兌現公司所有員工一律平等的承諾。

　　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同性結合和同性婚姻，但大多數國家對此卻仍不認可。因此，在某一司法管轄區內結婚或民事結合(civilly partnered)的員工可能會發現，其他地方的移民當局不承認他們的結合，拒絕給他們的配偶發放簽證，並且可能會質疑他們與任何孩子的親子關係。包括歐盟(EU)國家在內的一些國家已通過涉及平等的法律，保護同性戀者不受歧視和恐同欺凌。但在78個國家裡，同性戀是犯罪行為，懲罰包括罰款、監禁、勞役，甚至死刑。

　　雇主們鼓勵員工“把整個自我融入工作”，而且希望高管在各種市場歷練過——其中一些市場可能不歡迎同性戀員工，甚至對他們來說是不安全的。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到底應該怎麼做？

　　把同性戀高管刻意安排到社會文化進步的目的地看似可以解決這個難題。然而，高管們有時擔心，如果他們因某些地方——比如部分亞洲、非洲和中東國家——存在的反同性戀法而避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市場，他們的職業生涯將會停滯——即便他們的雇主擔保不會發生這種事。

　　同性戀與雙性戀人群遊說組織“石牆”(Stonewall)的職場項目主管賽門·菲克(Simon Feeke)建議，不要預判情況，而是列出若干目的地供員工選擇，讓他們自己決定哪個目的地適合自己。他說：“如果機會確實難得，少數同性戀者願意前往對同性戀有嚴重懲罰的國家。”

　　“石牆”的數據顯示，約四分之一的同性戀員工對同事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如果員工覺得不得不接受調派到一個有恐同法律的國家工作，這個問題可能會對他造成困擾。員工擔心，如果他們拒絕接受借調，雇主會逼問他們理由。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西盟斯律師事務所(Simmons & Simmons)修改了公司政策，允許旗下律師要求公司給出指派目的地之外的另一選擇，而且無需向公司說明理由。該事務所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LGBT)網絡聯席主管戴維·斯通(David Stone)說：“我們意識到，員工一口回絕借調的原因是，他們不想被派到特定的國家。”

　　為了讓一些難以取代的同性戀高管的借調具有可行性，雇主有時會盡其所能。2005年到2012年，史蒂夫·沃德洛(Steve Wardlaw)從倫敦的貝克博茨律師事務所(Baker Botts)借調到該事務所在莫斯科的辦事處當主管。他的配偶伊恩(Ian)當時正處於職業暫休期，就陪他去了莫斯科。當俄羅斯在2008年收緊簽證規定時，該事務所為伊恩創造了一個職位，讓他能以事務所員工的身份留在俄羅斯。沃德洛說：“如果我們當時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恐怕就回倫敦了。”

　　雇主們很少會對出於職業發展目的派往海外的初級員工這麼通融。然而，企業有時可以調整主要針對傳統伴侶需求設計的搬遷福利，使它更適用於同性伴侶。西盟斯律師事務所過去曾為單身赴任的律師支付他們藉調期內配偶的探親費用。現在，配偶的探親之旅可以轉為藉調員工的回家之旅——當派駐國不歡迎同性戀者時，同性伴侶往往更喜歡現在的安排。

　　有時候，借調員工有機會改變那些來自保守社會文化的同事對同性戀者的看法。但沃德洛警告說，最好謹慎行事。面對對同性伴侶關係和同性戀收養感到困惑的俄羅斯同事，他的回應是，在周五晚上邀請他們來喝杯酒，讓他們想問他什麼就問什麼，並儘自己所能驅散關於同性戀者生活方式的“神話”。“有一兩次，爭論變得相當激烈，但通常是因為人們當時正糾結於一個想法(而這個想法挑戰了他們想當然的東西)。”

　　OUTstanding是一個面向同性戀高管及其支持者的專業網絡，它的創始人蘇基·桑德胡(Suki Sandhu)敦促企業利用它們的投資影響力去推動政府廢除反同性戀法律：“如果企業想培養和培育它們的全部人才，它們就應當盡可能地讓LGBT員工到海外工作變得更具可行性。”

　　然而，在不被廣泛接納的情況下，同性戀員工需要最新的情報，以便做出該在哪里工作和該如何保證安全的明智決定。西盟斯律師事務所的回國借調員工製作了目的地城市指南。這些指南提供的信息包括：當地關於同性戀的法律，以及與從當地法律中推斷出的情況相比，當地居民和執法者是更能還是更不能接受同性戀情。

　　對一些同性戀者來說，借調是一個能以自己真實身份生活的機會。經歷了在俄羅斯和東非多年“躲在櫃中”的生活後，斯韋特蘭娜·奧梅利琴科(Svetlana Omelchenko)要求她當時的雇主將她調派到英國，並在那裡“出櫃”了。現在，奧梅利琴科受僱於巴黎的科蒂集團(Coty)，她已決定，只在她和她的配偶能以真實身份生活的國家工作。她指出，在數碼連接起來的世界中，只在某些市場公開身份是越來越難了。“在倫敦，我知道有些人只向(可信任的)同性戀同事公開身份，因為他們不想讓消息傳回自己的祖國。”

　　沙米姆現在已經回到了倫敦。他計劃創辦一個網絡，讓借調海外的同性戀員工能與他們在家鄉充分信賴的人相互聯繫。雖然他在香港是以真實身份生活，但他還記得在他職業生涯早期隱瞞自己性取向時的痛苦。“對那些(借調到擁有反同性戀文化的市場)'回到櫃中'的人來說，有人能與他們討論困難會是一個巨大的支持。”

　　(來源：FT中文網／作者：Alicia Clegg 譯者：Cindy P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