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間，我國的初婚年齡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未婚比例不斷增加，大齡未婚青年的擇偶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對未婚群體擇偶研究成為迫切需要關注的內容。近日，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北京青年婚戀觀研究小組發布了《在京青年擇偶觀和需求調查報告》。本期，我們發布報告的相關內容，希望通過對這一樣本的分析，透視當代青年擇偶觀念的變化。

　　在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的支持下，2013年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成立了“北京青年婚戀觀研究小組”。2013年4月至2014年5月，研究小組通過問卷調查、焦點小組座談和對青年進行訪談的形式，重點分析了當代在京青年人婚戀觀的現狀、特點和影響因素，並對公共政策提出了相關建議。

　　現狀和特點

　　本次調查共發放8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64份。其中，男性佔48.3%，女性佔51.7%；北京市戶籍人口占65.4%，外省戶籍佔34.6%。

　　(一) 在京青年的擇偶需求

　　通過數據分析，研究發現在京青年的擇偶需求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絕大多數未婚青年渴望婚姻，同時多數人不會為結婚而降低擇偶條件

　　20.7%的未婚青年認同“自己一定要結婚”；77.5%的人認同“遇到合適的才結婚”；1.3%的人認為“結不結婚無所謂”；只有0.4%的人“完全不想結婚”。

　　戀愛中雙方認為“合適”是多數人擇偶的條件。當問及“要早點或晚點結婚”時，有78.8%的人認同“遇到合適的就結，年齡無所謂”；有10.8%的人認為“為事業要晚些結婚”；有10.6%的人認為“為了家庭要早點結婚”。

　　人們的擇偶動力主要來自“對愛情的渴望”，在第一位的選項中占到一半以上(52.6%)；其次為“父母壓力”(22.1%)和“周圍環境和輿論”(19%) 。

　　從法律的角度看，只有履行了結婚的法律手續才能生育，生育成為擠壓人們結婚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對女性來說，生育的年齡需求擠壓女性對生育做出選擇。有69.4%的未婚青年計劃要孩子；有29.3%的人表示“到時再說”；還有1.3%的人不打算要孩子。至少有70%左右的人的婚姻需求與生育聯繫在一起。

　　2. 戀愛經歷有分化

　　我們將以結婚為目標的交友行為稱為“結婚目標導向型交友”。有33.4%的人沒有過目標導向型的交友經歷；有過1次的佔40.9%；1次以上的佔25.7%。

　　有28.8%的人承認有過性經歷。有10.4%的未婚青年承認有過同居行為，有46.3%的人未回答此問題。保守估計，在京未婚青年中可能有25%左右的人有過同居行為。

　　在有過“結婚目標導向型交友”的人群中，有50.8%的人與交友對像是“自己認識”的；有48.6%的人是通過“家人、朋友、同事介紹”的；有0.6%的人是在“大型相親會”上認識的。

　　3. 擇偶責任與擇偶標準趨於自主選擇

　　在問及“您認為擇偶的責任在誰”並要求排序時，在第一位的選項中，有66.3%的人認為“這是個人的事，應自己解決”；有15.8%的人認為“這是家庭的事，父母要操心”；有11.3%的人認為“這是社會的事，社會各界要關注”；有6.5%的人認為“這是國家的事，政府部門要關心”。

　　關於“配偶選擇最終由誰決定”的問題，有58%的人表示“由自己決定”；有42%的人表示“由自己和家人商量決定”。

　　當問及什麼人會“影響您的擇偶標準”時，排在第一位的因素中，有35.3%的人表示“是自己的決定”，有33.2%的人表示是“受父母、親人”的影響；有22.8%的人則是“受朋友、同學”等的影響。

　　4. 擇偶以“人品”為基礎，期望門當戶對

　　調查列出了諸多條件，期望了解人們在擇偶時最看重什麼。多數人最看中的是“人品”，占到64.5%；第二位是“情感經歷和婚姻經歷”，佔15.4%；第三位是“健康”，佔5.9%。

　　5. 部分青年感受到結婚的壓力

　　對“在結婚問題上是否感受到父母壓力”的問題，認同“壓力非常大”的占到17.2%；認為“有些壓力”的佔50.8%； “沒什麼壓力，父母尊重我的感受”的佔32 %。

　　當問及“您覺得自己還沒能找到心儀伴侶的原因”時，排在第一位的是“沒有認識途徑”，佔47.2%；排第二位的是“工作忙，沒時間”，佔28.9%；排第三位的是“自己還不想結婚或還沒有遇到合適的”，佔23.9%。

　　6. 擇偶觀念和性觀念相對開放

　　對同性戀、“女大男小”的婚齡差等觀念的調查表明，在京青年的擇偶觀相對開放。

　　對“女大男小”的婚齡差，3.5%的人認為“女性大些好”；53.8%的人認為“無所謂，只要合適，年齡不是問題”；42.7%的人認為“男性大一些好” 。

　　有50.4%的人對同性戀的態度是“接受，但我不會”；30.2%的人表示“無法接受”；17.2%的人則“無所謂”；還有2.2%表示“接受，自己也會” 。這表明，2/3的人對同性戀是“不排斥”的。

　　7. 對社會的需求

　　35.2%的人認為“需要婚姻輔導”；2/3的人認為，婚戀問題可自我解決，不需要輔導。在需求人群中，有66.9%的人認為婚姻輔導的最佳方式是“一對一，面對面的輔導”；14.9%的人認為是電話輔導；11%的人認為是小組討論；7.1%的人認為是網絡。

　　(二) 擇偶觀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

　　首先，在結婚的緊迫性上，女性認同“一定要結婚”的比例為18.3%；男性為23.3%，比女性高5個百分點。但女性感受到更多來自父母的壓力，女性自認“壓力非常大，父母過度關注”的比例為19.3%，比男性高出4.6個百分點。

　　第二，在擇偶的責任和擇偶的決定權上，男性比女性略多些自主原則；女性則更傾向於家庭原則。在擇偶的責任上，男性更多地認為“是自己的事”，占到70.9%；認為“這是家庭的事，父母要操心的”僅佔13.1%。女性雖然認為“是自己的事”的占到62.5%，但有28.4%的人認為“這是家庭的事，父母要操心”，這一比例比男性高15.3個百分點。

　　對擇偶的最終決定權，男性更多地認同“由自己決定”，佔65.5%，比女性高14.5個百分點；女性中有49%的人認同“由自己和父母商量”，比男性高出14.5個百分點。

　　在擇偶方式上，男性自己認識的比例為54.3%，比女性高6.5個百分點；而女性則更多地通過親朋好友介紹，比例為52.2%。男性還有1.2%是通過“大型相親會認識的”；而女性為0。

　　第三，在擇偶上，女性更強調“合適”的感覺。如，在婚齡上，女性更認同“遇到合適的就結婚，年齡無所謂”，達82.9%；男性為74.1%。同時，女性更認同“遇到合適的才結婚”(佔80%)，比男性高出5.1個百分點。

　　女性更認同在擇偶上要“門當戶對”，認為這“很重要和比較重要”的比例達77.6%，比男性高出25個百分點。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假​​設的原因是：女性看重條件相當或家庭背景相當的婚配，即女性婚配要“高嫁”而不是“低嫁”；男性則因心理優勢，可“低娶”。

　　第四，在擇偶標准上，兩性皆將“人品”和“感情經歷和婚姻經歷”看作充分條件，但在必要條件即硬性條件上可能存在差異。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經濟條件、人品和職業；男性比女性更看重身高、外貌和年齡。

　　第五，兩性對擇偶難度的感知分化明顯；歸因也有一定差異。

　　兩性皆認為同一性別的青年在擇偶上有困難，女性自認擇偶難度大的比例達61.6%，而男性自認擇偶難度大的比例為48.4%。在歸因上兩性也有差異，男性有更高比例的歸因是“事業型”的，即工作忙沒有時間；女性有更高比例的歸因是“需求型”的(自己不想或要求高) ；“社交型”歸因(沒有認識途徑)的比例兩性接近。

　　女性對同性戀的態度更接納些，認為“接受同性戀，但自己不會”的佔63.3%，比男性高出26.5個百分點。但對“女大男小”的婚齡差，女性又顯得保守，有59.2%的女性認為“男性大些好”，比男性高出34.3個百分點。

　　影響因素

　　作用於青年擇偶觀的因素至少有下面三個方面：

　　(一) 生活方式的多樣選擇與自主性

　　市場經濟的轉型，使青年人具有了自主選擇婚否的物質條件，因此，晚婚、不婚、未婚同居、丁克家庭、離婚、單親、結婚或再婚都成為人們自主選擇的結果。多樣化婚戀方式的選擇本質上是現代人的自主選擇，更是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反抗。

　　做父母的無法直接強迫兒女去相親，就只好以自己行動的方式來為子女服務。這本質是兩代人婚戀觀的衝突，父權製家庭的確面臨危機。

　　(二) 完美與理性的擇偶標準導致青年缺乏現實互動關係

　　理性的、硬性的、完美的擇偶標準把未婚青年很看重的、未來生活很重要的“合得來”的“關係”條件扼殺在搖籃中，人們的戀愛經驗不是結束於兩性關係的“合不來”或情感體驗，而是因理性的、求完美的擇偶標準導致雙方無法開始交往的第一步。

　　(三) 傳統觀念阻礙了青年更為開放的交友

　　雖然人們的婚戀觀變得更為自主和多樣，但傳統的觀念依然在發揮作用——

　　“門當戶對”依然佔首位。從積極的角度看，“門當戶對”意味著同質性婚配更為合適，即具有相同或者相似背景的人更具有吸引力。“門當戶對”擇偶需求反映了社會結構變化的內在緊張，人們更加肯定男性的“下娶”和女性的“上嫁”，性別等級依然決定了兩性的擇偶範圍。即擇偶的性別梯度依然存在，即男性傾向選擇與自己社會地位相當或者比自己地位稍差的女性為伴侶；女性則更要求配偶在受教育、薪金收入和職業階層等方面高於自己，就是婚姻中常說的“男高女低”模式。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男強女弱”的婚配模式還反映在擇偶標准上；女性在自立的基礎上囿於傳統的性別關係格局，要求男性更強；男性則更多地強調“男外女內”。

　　“門當戶對”和“男強女弱”的階層與性別的擇偶格局，導致看似巨大的未婚青年的交友市場變得格外狹小和充斥限制。

　　政策建議

　　首先，現代青年人中出現了“不婚”和“晚婚”的選擇，這一比例不斷增加。選擇“不婚”和“晚婚”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社會應當以開放的心態接納現代青年自主生活方式的選擇。

　　同時，反思我們的生育政策。訪談中有些持“不婚”觀念的青年表示：“我不想結婚，但想要孩子，但計劃生育政策只承認婚生子女。要考慮從個人角度還是國家控制角度的人的生育權。”

　　第二，對於那些渴望婚姻，但缺少交往渠道的青年來說，應提供更多的可以使年輕人建立信任和互動的平台，在互動的基礎上建立交友關係。因此由政府、單位組織、婦聯、公益組織來組織的活動應強調互動性。

　　第三，建立由政府通過婦聯和社會組織為主體的交友活動的權威性，增加信任感。因為出現了一些以經營為主的婚介組織，它潛藏著各種風險，使一些青年對交友活動反感。互動方式也可以考慮以小組座談的形式，以增加親切感和更高的參與性。

　　第四，政府應關心青年軍人的婚戀問題。計劃經濟時代，由工會和婦聯等組織關心青年軍人的婚戀問題；市場化條件下應積極尋找更有效的辦法來幫助青年軍人搭建交友平台。

　　第五，政府、婦聯應監管輿論導向，減輕對青年群體的婚姻壓力，應杜絕諸如“剩男”“剩女”等帶有污名化意味的詞彙。大型相親類節目和電視劇要傳播更加具有現代意識的婚戀觀念，不應給青年人和家長帶來更多的焦慮。在監管的同時，還要傳播正面的、積極的婚戀觀念。

　　第六，重視新媒介與青年婚戀之間的關係。青年群體是新媒介最主要的使用群，應建立以新媒介為形式的社交平台，幫助年輕人以新型的方式建立與維繫更多的社會聯繫。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