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綏銘

　　(“ 國際不再恐同日 ”荷蘭在線特約專稿)這些年來，每當我說到“同性戀”只不過像是左撇子，或者說到小姐也是一種工作，或者說到“小三”和離婚也是一種選擇，幾乎每次都有人反問：如果人人都這麼做，社會不是就亂套了？總之，只要你一提到寬容任何一種“多樣化”的性，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並不是講道理，而是生怕你把別人“教壞了”。就連一些在其他方面非常開明的知識界新銳者，居然也是如此。

　　對此，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原因。這種“擴散論”只不過是傳統勢力的殺手鐧。它製造、傳播和挑撥人們的不安全感，以便生產出對於同性戀和非主流的性的仇恨與鎮壓。但是，凡是沒被洗腦洗殘的人都會想到：那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不學好，偏學壞”呢？

　　可是，這種理性的思考並不能揭示問題的根源。經過的多了，我慢慢明白了：這其實僅僅是一種“情感自衛圈”。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如果自己那個賴以生存的、習慣成自然的“性的自我”，被洶湧而來的“性的多樣化”沖垮了，那麼誰也承受不起。在歷史和現實中，絕大多數“恐同”或者反對“性少數”的普通人，其實都不是出於任何一種深思熟慮的理念，而僅僅來源於這種恐懼。

　　這又是因為，面對任何一種“性少數現象”，大約每個人都會不用自主地捫心自問：“我會這樣做嗎？”結果，很多人就把“我不會去做”錯誤地擴大為“我反對這樣做”了。

　　其實，在反對與支持之間，還存在著廣闊的中間地帶：反對— 只是反感— 覺得怪異— 看不慣— 無所謂— 可以理解— 見怪不怪— 值得同情— 支持。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其實只要你處在“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無所謂狀態，就可以了，就是寬容了。反之，如果真的主張人人都應該學習“性少數”，那反而不是多樣化，而是重新構建另外一種霸權。

　　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淺而又淺的小道理，總是耗費我很多的精力去反反复复地宣講呢？

　　說到底，是因為我們實際上把“性”當成心靈聖地，當成人格的核心，當成我們一切最深刻的情感的中心和基礎。結果我們就不得不作繭自縛，給“性”修建起一道牢固的“情感自衛圈”。一旦面對多樣化，我們就會不用自主地覺得，這是在暗示著“我也會變成這樣”，於是我們就喪失理智、奮起反擊，甚至歇斯底里。

　　這並不是在批評誰，而是因為當今社會的“異性專偶制度”把我們培訓成這樣：性必須是異性的、私密的、有愛的、專屬的、規矩的、不變的。否則我們的情感就無所寄託，我們的人格就土崩瓦解，我們就“人將不人”。可是，時代變了，社會變了，性的多樣化豐富多彩，性的新現象層出不窮。我們實在是無法迅速地適應這一切，所以恐懼和憤怒都情有可原，無可厚非。

　　問題僅僅在於，我們幹嘛非要這麼脆弱，這麼“嬌貴化”呢？這個世界上99%的人都做的事情，我也可以不做；人人都不去做的，我也可以做；這不是一個現代人應有的健全人格嗎？況且，對於任何一種性方面的奇葩，我們只要不去踐踏就足以，能夠觀賞則更好，你自己不是還是要繼續走你的路嗎？如果沒有這樣的現代人格，即使你想去做一個“正常人”，還可能成功嗎？

　　每年一度的“國際不再恐懼同性戀”日，說的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啊。

　　背景介紹

　　國際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簡稱IDAHO或idahomophobia)，日期為5月17日(源於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除名)，宗旨是喚醒世人關注對同性戀的恐懼、因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產生的一切加在肉體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和不公平對待。

　　同性戀恐懼，簡稱“恐同”(英文homophobia)，是指對同性戀者以及同性戀行為的恐懼和憎恨。與種族主義一樣，恐同是一種歧視，表現為對被認為是同性戀者的人或與之相關的事物持有曲解、侮蔑、排斥、仇恨和敵視，尤其是針對那些外貌和舉止不符合男女傳統性別角色的人。

　　由於全球還有多個國家的同性戀者會受到不公平待遇，“國際不再恐同日”令其他人可以知道同性戀者能夠健康、快樂地生活，從而令人不再恐懼同性戀者。(摘自百度百科)

　　作者簡介

　　潘綏銘，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終身致力於運用社會學的視角、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性現象、性文化與性問題；曾被媒體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性學教父”、“麻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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