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鄰近特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附近的Adelaide Street靜靜橫臥著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青銅雕像，以一種邀請的姿態，彷彿隨時就要跟路過的每一個人展開對話。王爾德出生於1854年，正值大英帝國發展頂峰的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並於1900年死於巴黎。他的好友依照他詩中的意象在巴黎替他立了一座雕像，而在他一去不復返的故鄉都柏林亦設有紀念他的雕像。在他事業發展蓬勃的倫敦卻要到了1998年11月30日，由藝術家Maggi Hambling 雕塑並題名為A Conversation with Oscar Wilde 的雕像才被設立在此，這，也是王爾德於法庭上的妨害風化罪名被確立的一百年多後。王爾德曾說，自己的一生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父親將他送進牛津大學，另一個則是社會把他送進監獄。

1891年，正在牛津就讀的年輕詩人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與王爾德相識，當時的王爾德已發表多部劇作，是巴黎和倫敦文藝界的寵兒。文采斐然的兩人交往密切，王爾德給他發電報、送禮物、寫信，甚至為他寫了十四行詩，洋溢的才華和正盛的青春使兩人深深地迷戀著對方。道格拉斯的父親昆斯伯裏侯爵(The Marquess of Queensberry)是傳統的蘇格蘭貴族，保守而堅定的捍衛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他無法接受兒子與王爾德的過從甚密，三番兩次寫信要兒子遠離王爾德。道格拉斯堅決不從，仍然保持著與王爾德的密切交往，昆斯伯裏侯爵遂揚言，要用盡一切的辦法公開侮辱兩人。

他到兩人常光顧的酒吧等待時機，設法在王爾德劇作首演時寫了措辭強烈的紙條(致王爾德，這個雞姦者)想讓王爾德難堪，道格拉斯與父親槓上，透過律師拒絕了他所有的經濟援助。而昆斯伯裏則更變本加厲的用盡一切辦法攻擊兩人，用電報、書信、採取實際行動的威脅，無所不用其極。不堪其擾的王爾德和一心想要做個了斷報復父親的道格拉斯，決定一路告上法庭。兩人與律師友人商討許久，在昆斯伯裏罪證確鑿後，以毀謗罪名起訴他，昆斯伯裏於1895年3月被捕。法官聽完證詞後決定先保留候審，昆斯伯裏又找了另一個律師，手中握有王爾德曾與男子發生「猥褻行為」證據。此外，他雇了偵探對王爾德的私人生活進行地毯式的搜索。王爾德年少得志，才華洋溢，從來沒有把維多利亞時代那種壓抑拘謹的傳統與道德放在眼裡，事實上，王爾德的實際行為與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遠遠地背道而馳。在最終判決日之前，他與道格拉斯逃離倫敦令他們煩心的一切到了法國南部大賭特賭，一直到審判前不久才返回。此時，情勢大大的扭轉，侯爵掌握了大量不利於王爾德的證據，原本替王爾德辯護的律師的材料相比之下顯得毫無作用。

1895年4月3日，奧斯卡‧王爾德出現在老貝利法院(Old Bailey)的法庭，穿著一貫體面而剪裁合宜的大衣，插著一朵花，彷彿沒事一般的輕鬆的跟自己的辯護律師交談著。他深信自己的名聲、才華與社會地位，可以免除一切不利自己的影響。他鄙夷這個時代所有道德禮教的束縛，把法庭當成一枝獨秀的劇場，在裡面，他可以憑藉自己的口才一如以往的一樣大展身手。一旁，斯伯裏侯爵召集了一群年輕證人，等候好戲上場。這些證人聲稱他們曾與王爾德發生「性聯繫」，在維多利亞時代，任何帶有違反善良風俗的粗鄙之事，都被視作犯罪。在這場史上聞名的審判中，他們聚焦細問他與眾多年輕男子的私人關係使他感到不耐，王爾德用一種近乎輕蔑近乎無禮的態度回答一切的訊問，侯爵重金聘請的律師是王爾德在牛津的大學同學，深知他玩世不恭的個性，知道如何才能引導他講出激怒陪審團的話。在當時的法律中，同性間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可以解釋為犯罪，因為其帶有「粗俗傾向」。（committing acts of gross indecency with other male persons）

當侯爵以其權勢與財力掌握了所有與王爾德有過來往的證人和口供時，在法庭名義上仍是原告的王爾德一時之間落入了極度不利於自己的情勢，昆斯伯裡侯爵的一切行為在陪審團眼中，都只是將自己的兒子從一種罪惡關係裡拯救出來的企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判這樣的一位父親有罪。基於保護道格拉斯的心態，王爾德不願意聽從律師的建議傳喚道格拉斯出庭作證以扭轉不利於己的狀況，他決定撤訴。這項決定帶來毀滅性的後果，侯爵從本來的毀謗與騷擾最後被判無罪，於此同時，法庭要求陪審團就「致王爾德，這個雞奸者」這張當初侯爵給王爾德的紙條和侯爵所提供的證人口供與種種材料進行司法上的肯認，經過陪審團的討論，他們認為這一切，包含指責王爾德為雞奸者的紙條都是正確無誤。王爾德的名聲瞬間蕩然無存，昆斯伯裏馬上在王爾德撤訴後提出反訴，王爾德最終以雞姦及嚴重猥褻的罪名被捕。被捕以前友人勸告他快點逃到法國，但他拒絕了。

他說，太晚了，火車已經開走了。

王爾德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底下的犧牲品，陪審團與社會大眾以苛責的目光反覆檢視原告微不足道的起訴。在他們看來，這僅僅是一個用心良苦的父親極力避免自己兒子「誤入歧途」所採取的一系列必要措施而已。這場審判，不僅質疑王爾德的個人行為，更是對於他過去在文學和戲劇上所有的創作與生活細節的全面性檢視，從他私人生活的浮華到他的性傾向，全都含括在內。甚至列舉出道格拉斯1894的詩作《兩種愛》(Two Loves)，要求王爾德說明，他如何理解這種，不敢說出名字的愛。

What is thy name?' He said, 'My name is Love.'

Then straight the first did turn himself to me

And cried, 'He lieth, for his name is Shame,

But I am Love, and I was wont to be

Alone in this fair garden, till he came

Unasked by night; I am true Love, I fill

The hearts of boy and girl with mutual flame.'

Then sighing, said the other, 'Have thy will,

I am 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

王爾德這麼回答：

"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 in this century is such a great affection of an elder for a younger man as there was between David and Jonathan, such as Plato made the very basis of his philosophy, and such as you find in the sonnets     of Michelangelo and Shakespeare. It is that deep, spiritual affection that is as pure as it is perfect. It dictates and pervades great works of art like those of Shakespeare and Michelangelo, and those two letters of mine, such as they are. It is in this century misunderstood, so much misunderstood that it may be described as 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 and on account of it I am placed where I am now. It is beautiful, it is fine, it is the noblest form of affection. There is nothing unnatural about it. It is intellectual, and it repeatedly exists between an elder and a younger man, when the elder man has intellect, and the younger man has all the joy, hope and glamour of life before him. That it should be so the world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world mocks it and sometimes puts one in the pillory for it.

法庭上，王爾德的風流倜儻與辯才無礙不再起任何作用，控方保守的昆斯伯裏侯爵，與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寬容，責難關於王爾德的一切，從他個性的不受拘束、喜愛浮華，他作品中前衛的思想和追求自由的渴望，到他不同於他人的情感與性向選擇，都充滿了無法忍受的反感。

或許有些人會說，如果王爾德愛女人，他便無需遭受這些。他的名聲不會毀於一旦，不會被逮捕並遭判今日看來簡直莫須有的罪名。他可以和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一樣的，正常。但，或許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這麼問，就算王爾德不愛女人，那又如何？這就是王爾德。最真實的王爾德，他的一切構成了他作品與書信裡的深情與天真，對自由與愛的追尋和永不妥協。如果，當時不敢說出名字的愛，可以被大聲說出並且不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及不平等對待，可以得到肯認與祝福，那或許悲劇從來都不會發生。

在王爾德被定罪後的近一世紀，1952年，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破解德國密碼而使二戰提早兩年結束的英國數學家杜林（Alan Turing），也因被發現與其同性伴侶發生性關係而受到了同樣的法律審判，他不但遭到撤職，也被英國警方以相同的理由(猥褻與性顛倒行為)定罪。他沒有申辯。於是，他被要求進行化學閹割，注射了雌性激素長達一年，副作用包括乳房的持續發育。1954年，他因食用浸過氰化物溶液的蘋果死亡，年僅41歲。許多人推斷這並非意外，而是杜林在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與傷害後所選擇的自殺。

此後，許多包含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內的英國科學家一直不斷呼籲英國政府特赦杜林。在2009年，首相布朗(Gordon Brown)代表英國政府向杜林道歉，直到2013年的12月24日，英國司法大臣葛瑞林(Chris Grayling)宣布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特赦杜林，他表示，這個判決在現代，既不公平又滿歧視。同性性關係在英國，一直要到1967年才除罪化。在經歷了漫長的辯論與各派的斡旋後，英國軍隊允許了同性戀者在軍中服役時公開性傾向，同性伴侶自2002年起可享收養權，2004年民事伴侶關係（civil partnership）在法律上的承認被視為同志平權運動的一大進展，2005年始可登記為公民伴侶。

而去年七月，終於英格蘭和威爾斯的議會通過允許同性結婚的立法。英國政府宣佈同性伴侶將可以合法結婚，並平等地享受異性伴侶結婚後的一切權益。新法中也註明，此法將不會強加於不願接受此法的宗教組織，各宗教組織將保有選擇是否允許同性戀伴侶在各類宗教禮拜場所舉行婚禮的自由。但在法律上，同志伴侶的實質平等將無疑地被保障與肯認，合法結婚的同性配偶可以與其他的異性配偶一樣，享有遺產繼承權、配偶養老金繼承權、人壽保險、子女撫養權、家庭團聚移民權等權利。

於此同時，英國下議院議長Maria Miller發表了聲明：“Marriage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s and from 29 March 2014 it will be open to everyon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of the same or opposite sex.”(婚姻是我們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而這個制度從2014年的3月29號開始，將會對所有人開放，不論他們是愛上同樣性別或是不同性別的人。)

廣場上的王爾德雕像佇立依舊，以親切的姿態，彷彿邀請路過的每一個人跟他談話。每年六月，倫敦會舉行盛大的遊行，The Pride Parade，從牛津街開始，途經特拉法爾加廣場。王爾德遂年復一年地靜靜凝視，飄揚的彩虹旗。雕像上引用了王爾德劇作Lady Windermere's Fan中的一句話：「我們都處在溝中，但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著天空中的星星。」(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而那些從前不敢說出名字的愛，於今終於可以，勇敢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