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過《新晚報》的兩次採訪，看過你們關於同親和艾滋病相關人群的調查報導。中國防艾工作的貢獻是對世界而言，而不僅僅是對中國。其中，媒體的力量巨大。所以，我很感動於《新晚報》為哈爾濱、黑龍江省、全國、乃至全世界防艾工作所做出的努力。作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地方媒體，你們已經在這個國際性課題中邁進了一大步。你們是具有使命與責任感的媒體，勇敢，富有同情心。”

　　—— 張北川 (國家衛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內首位在男同人群中進行大規模艾滋病干預的專家，馬丁獎得主)

　　劉強與劉強林，是《新晚報》4年跟訪防艾滋病草根組織所接觸到的哈爾濱男同群體中，在一起生活時間最長的一對。

　　故事發生在中國，一個並不完全開放的社會。公共意識之強大、個體之渺小，使他們在絕大多數人眼中仍然是異類、病態甚至變態。而剝掉這層“外衣”，一見鍾情、愛情、婚姻、慾望、出軌、忠貞、白頭偕老——他們的生活與情感軌跡，可以從我們的情感角度找到很多共通。

　　唯一不同的是，這個群體正在被打上特殊的時代與地域符號：以隱秘為特徵的時代結束，公眾的漠視與現實的夾縫，無不掩飾的迷茫與痛苦，艾滋病感染比例逐年上升的現實，以及他們正努力通過抗艾樹立社會形象，成為我省乃至中國防艾工作的生力軍。

　　因此，我們願意走進這些故事，聽到他們的訴求、指向與表達。

　　我們有過猶豫。對記者來說，這種採訪需要觸及他們的隱私，也需要克服心理上的生澀與距離。我們的讀者更是如此。

　　我們同時相信，當你看完這篇記錄，會願意在了解他們的基礎上，去理解、關注、善待與幫助，並願意將他們置於社會環境的良性循環之中。我們幫助他們，最終的受益者會是我們自己。

　　這正是這篇記錄的初衷。

　　時間把他們的悲劇變成喜劇

　　他們一個40歲，一個38歲，到今年已經整整生活了18年。從遠離鄉土，在哈爾濱遇見，到決定一起生活，又​​各自結了婚。幾年後，兩人感染了艾滋病，各自離了婚，回到寄居十幾年的半地下室租屋，靠手藝活為生。18年，兩個男人的愛情，劉強和劉強林管這種關係叫“婚姻”。沒有法律會承認這種“婚姻”，可是對他們來說，他們是一對恩愛“夫妻”。

　　康同工作組多少帶著點兒“地下工作者”的意味——這個成立11年的組織，辦公地點幾經更換，甚至年會的舉辦地點每年都要換。他們的活動極少有女性參加。這個全省最早開展防艾工作的草根組織，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密切協助當地疾控中心開展防艾工作的民間組織之一。絕大多數志願者是男男性接觸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男同”。

　　劉強和劉強林這兩位故事的主角，表面上看不出來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我們倆沒啥海誓山盟的。家人也知道了，再就是圈子裡的人。”劉強搓了搓雙手，看著正仰頭看著自己的劉強林，“15年紀念日那天，他在地攤上花兩塊錢買了兩張'結婚證'，就是小年輕兒玩的創意禮品，做得跟以前的結婚證一樣一樣的，寫上我倆的名兒，說要白頭偕老。”

　　劉強微胖，眼睛小；劉強林很瘦，睫毛長長的。此前，記者先後接觸過的男同情侶有7對，一起生活5年至18年不等。即使是在圈子裡開展工作，他們也不會公然牽手或是“粘”在一起。外型上看，表面看，他們像是互補的：高的和矮的，胖的和瘦的，好看一點兒和不怎麼好看的……長久的相守，眉宇間甚至有了“夫妻相” 。

　　像最初相遇那樣，劉強和劉強林始終互稱“小哥”和“小弟”。“我是2006年感染艾滋病的，當時我和小弟都各自結婚了。”劉強回憶，“我感覺天塌了，快要死了，趕緊拉著妻子和小弟去檢查。在路上，他第一次當著外人的面握緊我的手說：'小哥，你別怕，你啥樣我都跟你。就算沒感染上，我也可以為了你感染上……'我當時悔啊……”

　　“死亡也沒把我和小哥分開。”劉強林的語氣輕而堅定，“現在我只剩一個心願了：希望我們倆死了也能埋在一起。”

　　“我們和你們，怎麼不一樣了”

　　劉強和劉強林的老家都在縣城。他們十幾歲就發現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女孩緣特別好，可是對女孩完全沒感覺。在那個沒有網絡又閉塞的年代，這種“異樣”加深了他們內心的恐懼與壓抑。他們選擇逃離。

　　坦克是哈爾濱最大的同親(同性戀親人)交友群負責人，是一名男同，在南方工作過多年。在他看來，相比南方男同的細膩，哈爾濱的男同則更為粗獷、豪爽，性格坦誠，容易衝動。“哈爾濱的帥哥在全國圈子裡是有名的。只不過，南方現在已經出現由普通人群組織的同性戀反歧視組織了，而在哈爾濱，男同更多是被當作異類。”

　　劉強上面有兩個哥哥，他從小好動，喜歡打架，性子直爽，十分惹女孩子注意。但從青春期開始，“入眼”的就全都是男孩兒，他對所有追他的漂亮女孩一點兒興趣都沒有。劉強林則完全不同。他有四個姐姐，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母親身體不好，他從小就喜歡幫家裡做家務。縫衣服、做飯，或是陪姐姐們跳皮筋、踢毽子。

　　那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劉強和劉強林為自己的“異樣”快瘋掉了。在那種沒有網絡、信息閉塞的環境下，很多男同完全不曉得自己到底怎麼了。他們逼著自己“找女人”，自殘，甚至逃跑。直到2005年，哈爾濱的幾家公共浴池裡，絕大多數是外地男同。

　　每個省會城市的流動人口，都存有一定比例的男同人群。包括如今北上廣等大城市，一方面，很多同志想要逃避老家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們寄希望於大城市，渴望得到更多“擇偶”機會。

　　隨著康同工作組的開展，黑龍江防艾組織遍地開花，包括其他男同QQ群、同親群、真愛家園等大大小小的社會草根組織出現，使哈爾濱逐步形成一個穩定的由圈內人幫圈內人的男同群體。其中，康同工作組的工作覆蓋的男同是最多的。負責人洪濤十分清楚，每個加入組織的志願者都懷抱不同目的：回報社會，互助，也包括“擇偶”的慾望。像18年“艾滋夫妻”這種故事，特別能給大家提氣兒。“這個群體的最大訴求，仍然是對愛情的渴望，跟異性戀是一樣的。”

　　一個明顯變化是，哈爾濱很多80後和90後越來越選擇出櫃(公開性取向)。他們能從網上了解到同性戀相關知識，有人在性成熟期就明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想要和男人結婚。

　　絕大多數公眾對男同群體仍存有誤解。“比如，人們認為男同就是偽娘。”洪濤說，“他們雖然喜歡同性，但內心認同自己仍然是男人，只是想找一個更想依靠的男人。無論他在戀愛中扮演男性還是女性的角色，男同群體都既有男性的爆發力，又兼具女性細膩的心態，多愁善感，有藝術天分。圈子裡喜歡京劇的特別多。”他調查發現，哈爾濱男同所從事的行業與全國情況基本相似，多集中在美髮、服裝設計、舞蹈、音樂、播音、主持等與藝術有關的工作。

　　“很多家長讓同志去醫院治病。”坦克說，“我經常說，要有哪個醫生敢說同性戀是一種病，你大可以扇他一耳光。”

　　命定的戀人

　　“你信嗎，那種一見鍾情？”劉強林的眸子裡閃出亮亮的光，“我們都是外地來的，一起幹零活。就那麼看了對方一眼，就認定了他是我想找的人。還有，我們的名字就差一個字……”大多數男同情侶的講述，喜歡從“一見鍾情”開始。他們的“婚姻”充斥著戰戰兢兢。有甜蜜，有喜悅，更多是悲壯。

　　在洪濤的幫助下，記者認識了共同生活13年的大慶情侶唐建寧和唐楓。他們結識於網絡，唐建寧的網名用的是唐楓的本名，他們把這種細小的巧合看成“上天的安排”。“我們聊了三個月的電話，覺得投緣才決定見面。”唐楓說，“他是我的初戀，我知道他以前交過一些男朋友。我們在一起談了3個月戀愛，又各自訂了婚，後來覺得真的放不下對方，才最終選擇生活在一起。我能接受他的過去，只能說這個圈子誘惑太多了。能長期在一起的人，憑靠的還是感情。”

　　劉強和劉強林的感情，則是從兄弟開始的。他們每天工作12小時，唯一的放鬆方式便是大半夜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散步。他們無話不談，在好感與愛情之間跌跌撞撞。在劉強林眼中，劉強是一棵大樹；在劉強眼中，劉強林是最懂自己的人。

　　哈爾濱的同性戀酒吧的鼎盛時期在2005至2006年，最多時有七八家，每晚聚集了來自全省各地的同性戀者。近年來，同性戀酒吧文化在哈爾濱急速衰落。從早年的綠地、公園、公共衛生間、浴池和酒吧等用於“碰運氣”的場所，到現在一對一交友的網絡，男同尋找圈內人的準確率大大提高。建立聯繫後，雙方先互報一下三圍，再交換照片，視頻聊天，合適的話再出來看個電影、吃個飯。

　　“絕大多數男同迫切追求有愛的生活，並試圖將雙方建立在與男女關係一樣的固定關係上。”國內首位在男同人群中進行大規模艾滋病干預的專家張北川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透露，他曾在男同人群中做過一個關於自殺的未公開調查，其中問到自殺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失戀。

　　很多男同會把一見鍾情當成愛情，這種感情基於性關係，與異性戀的一見鍾情性質相同。只是，異性戀發生性關係通常需要一段過程，同性不是。他們很感性，會輕易付出，分手“成本”低。大部分男同經歷過痛苦的初戀，分手、傷害，甚至被玩弄，往往認定“這個圈子沒有真感情”。

　　圈子裡籠罩上一層“怨婦”的空氣。他們渴望悲傷有人分擔、歡喜有人分享，可歸根結底因為性向不同，​​他們飽受壓力與爭議。“你不可能隨便跟人說你的取向。”坦克說，“萬一哪個男的知道了，你跟他走近一點，他就會想'你是不是喜歡我呀'。開玩笑！我們是個男人都喜歡嗎？哪有那麼不要臉？”

　　大城市信息相對開放，劉強與劉強林也認識了很多跟他們一樣的人，慢慢懂得了自己的取向與愛情。他們決定“結婚”。沒有婚禮，沒有見證人，只有一間半地下室，一個潮濕的卻被收拾得無比溫馨的小屋。他們擠坐在小桌旁吃餃子。兩人都沒忍住，邊吃邊嚎啕大哭……

　　這種“婚姻”，注定了他們要成為隱形人。小心翼翼，竭盡全力，希望海誓山盟。有甜蜜，有喜悅，更多的是悲壯。

從路邊攤買到的結婚證，承載著多少的希望與無奈

　　“出軌”

　　激情過後，劉強與劉強林的“婚姻”出現了“七年之癢”。他們在外面有了新伴，徹夜不歸。每次從老家回來，兩人對彼此說的最多的就是“我媽讓我結婚”。這種“婚姻”沒有任何保障與約束，到處是“分”的力量。終於有一天，兩人“出了軌”，和女人結了婚。

　　“兩個人一起過日子，是兩個人的事，不一定非要公開不是嗎？”記者說。“你體會不到那種壓抑和恐懼。我們倆那麼多年了，日子過得緊巴，又始終生活在'地下'，實在太難受了。”劉強說。

　　當激情變成親情，兩個人開始“拉鋸戰”。性格的不合、觀念的衝突與情感的淡漠，嫉妒、欺騙與背叛的痛感，他們和兩個吵架的夫妻沒什麼不同。這世界為異性提供了無數婚姻模板，但沒有一個是給同性的。對異性婚姻來說，都是合的力量：法律的約束，道德的譴責，孩子的維繫。即使愛情的核沒有了，契約還要遵守。

　　但對同性來說，卻是“分”的力量。社會沒有提供一個支持系統，讓這群人享受到陽光、健康的愛情心態。即使出去找一夜情，也不會受到法律的懲戒與道德的譴責。有人甚至為了家庭、身份與社會地位，不得不選擇和女人結婚。

　　“在中國的歷史上，同性戀不是大問題，但生育卻是最大的問題。”張北川說，同性戀面臨一個向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挑戰，那就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婚姻觀與生育觀。

　　早在2005年，我國有一份相關調查，認為90%以上的男同在婚內，或認為結婚不可避免。中國的一半人口在農村，農村人基本都要結婚的。總體說，中國男同的結婚率在85%到90%以上。即使是現在很多固定在一起十幾年的男同伴侶，很多人也至少曾有一次婚史。

　　男同的性取向不會因為與女性結婚而改變。劉強有過一個女兒，因為一場大病死掉了，他變得更加消沉，不管更換“新歡”，並與劉強林始終保持著同居關係。劉強林也很不幸福，妻子性格粗暴，他一面默默忍耐，一面巴望著能與小哥回到從前。“我不想欺騙妻子，她們是無辜的。”劉強林說。

　　越來越多同性戀選擇“形婚”(男同與女同形式上結婚)。張北川也接觸過幾名哈爾濱的形婚者，他認為，這種方式雖避免了對異性戀女性的傷害，但卻不可避免地傷害到雙方家人。“我之前跟一個女同談了半年，'密謀'形婚。”坦克說，“現在想想，這哪兒是形婚，簡直就是行騙！那家人對我太好了。我說我買不起房子，她奶奶私下給我打電話說，要是暫時沒錢，奶奶可以給我們拿錢……”

　　說到這，坦克的眼淚“唰”地湧了出來。“我們怎麼能這麼騙人？我以後一定不會和女性結婚了。”

　　“艾滋病怎麼能是一兩個人的事”

　　劉強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感染艾滋病。劉強林也並不是不害怕。相反，他非常恐懼，但他知道，他必須守護在小哥身邊，不能讓劉強孤獨死去。艾滋病“懲罰”了他們，考驗了愛情，也將他們“收編”到一個可以彼此取暖的社會圈子裡。

　　老趙是康同工作組的另一個靈魂人物。他在南方工作多年，不顧家人反對，執意與一個男同生活在一起。發現自己感染艾滋病後，他獨自一人跑到哈爾濱治病，差點死去。他的愛人知道後，義無返顧地來到哈爾濱，在病床前日夜陪伴。到今年，他們在一起整整15年。

　　這個故事同樣給圈里人極大的鼓舞。幸運的是，劉強和劉強林的妻子都沒有感染。兩人各自離了婚，又重新生活在一起。經朋友介紹，他們加入了康同工作組，在這個“只有彼此”的圈子中逐步走出陰影，並願意像其他人一樣，用自己並不卑微的雙手，去幫助更多像他們一樣的人。

　　周圍有人察覺到什麼，明譏暗諷：“自己得了髒病還不藏著掖著點兒，還有臉拋頭露面，裝什麼高尚？”劉強林急了：“這怎麼能是一兩個人的事？我們站出來，是為了讓更多人不受傷害。”

　　更多時候，大家在一起抱團取暖。這種溫暖讓他們堅定，內心異常強大。

　　男同是艾滋病感染的高發人群。近年來，我省男男性傳播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趨勢。黑龍江省艾滋病防控部門剛剛發布一組數字：2013年1月至11月25日，全省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新增病例報告為895人，性傳播途徑佔97.1%，其中同性性傳播627例，佔70%。

　　如何看待這組數字？“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工作開展得好，覆蓋率高，大家都出來檢測，感染者更易被發現，這意味著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張北川說，“哈爾濱男同人群防艾工作走在全國前面，但同時，因為綜合原因，感染者也多。東北人的性格豪爽，男同比較好衝動，自控能力差，可以明顯看出，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支持力量仍不夠。”

　　洪濤的感觸是，現在男同人群的防艾意識增強了，並且對艾滋病作為一種慢性疾病而非絕症的認識越來越明晰，大部分人能夠積極配合治療。“儘管我們主張反艾滋歧視，但另一方面，對男同人群，我們更多是'恐嚇'，不能讓這些人放鬆。”

　　去年，省疾控中心做過一個60人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男同拒絕戴安全套是因為不舒服，人們有防艾意識，只是心存僥倖。另外，新媒體使人群的社交變得更方便，但性開放了很多，伴隨著健康的不安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原因，是因為很多男同往往因為太喜歡對方而遷就對方，滿足對方的一切要求，包括不戴安全套的性行為。

　　全國的二三百個城市有草根組織。在張北川看來，哈爾濱防艾工作的男同人群力量，在全國的艾滋反歧視工作中都是很突出的。這種草根組織聯手疾控部門的形式，極具地方特色。男同可以在中國抗擊艾滋病危害中發揮號召力，並且正不斷發揮生力軍的作用。“中國的防艾工作比西方國家晚了至少30年，但目前西方普遍認為，在防艾工作上，他們越來越看不懂中國。”張北川說，“中國人用10年時間在防艾工作上取得了很大進步。我們不斷談一個話題，那就是'向零感染前進'，同時提出'向零歧視前進'。央視在近年正面報導男同人群，接受采訪的男同已經開始選擇不做影像處理、直接出鏡，這是一種非常明顯、也十分可喜的社會進步和文明進步。”

　　“你理解我們，我們感激你。你不理解我們，我們理解你”

　　狹小的半地下室租屋裡，到處擺放著很多沒有封面的刊物，都是關於同志的。劉強和劉強林不僅在工作組裡掌握知識、幫助別人，也從這些刊物中不斷獲取國內和國際關於同志的資訊。他們開始考慮更多：家庭、未來，甚至包括領養一個孩子。“特別想有一個孩子，可是我們身體不好，怕養不了。你說，我們這群人，等有一天病倒了，該怎麼辦？”

　　坦克說，他目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可以和男性合法結婚。記者對他說：“你知道以中國來說，可能100年都沒法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說：“我知道。但我希望這個社會可以給我們充分的社會地位和法律。我們希望不要被異化，沒有被道德歧視，希望不被誤解，希望公眾了解我們，正視我們。”

　　孫玉發和劉長青在哈爾濱生活了9年。按他們的話說，背叛了家庭，背叛了親人，甚至背叛了全世界，只剩下彼此。一次車禍中，孫玉發一度生命垂危，醫生讓家屬簽字，可是劉長青沒資格簽。“我們在一起9年了，我們就是夫妻，是親人，怎麼會沒資格？”劉長青跪在地上，抓住醫生大聲哭……

　　孫玉發撿回一條命。他拼命賺錢，給劉長青買了一個房子。他把房產證和鑰匙交到他手上：“名字是你的，等我死了，至少還能給你留個房子……”

　　洪濤的感觸更深。“你不給他們婚姻，但你可不可以給他一個尋找伴侶的資格？這種資格需要一個國家權力的認可。種種壓力會使他們的身份和心態扭曲與頹廢，也直接導致性隨意。他們迫切渴望社會的正視而不是無視。這種正視會讓這個人群更有安全感、提高自尊度，變得健康起來，這會為防艾工作另外提供一種途徑——不再是'地下性工作者'，而是以公開身份去幫助社會。”

　　儘管哈爾濱男同人群防艾工作已經走在全國前面，但最大的困難還是缺少足夠的支持。“沒錢。”洪濤笑，“大家更多是靠信念支撐下去。”

　　“很多人跟我說，咱們要打一場防艾的人民戰爭。我說打不起來啊，怎麼打？民眾不關心啊，中國每年只在艾滋病日關心艾滋病。”張北川說，防艾的關鍵在預防，然而地方對預防工作的投入並不理想。關注艾滋病，需要有一個國際化的視野與高度。“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增加一些這方面的投入？是否可以站出來公開會見男同，做一個反歧視的樣本呢？我們對男同的關注與艾滋病干預，最終的受益者是我們，是全社會。 ”

　　尾聲

　　在中國，男同人群將隨著防艾工作的開展和社會環境的寬鬆、文明的進步，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與正視。同時，為了保護與爭取平等權益，在反歧視的道路上，他們將面臨更多辛酸與荊棘，也將守住更多的信念與責任。

　　採訪末了，記者問張北川：“您接觸到的一起生活時間最長的男同有多久？走到今天，他們靠的是什麼？”

　　張北川想了想：“快30年了吧，是兩個成都人，我在2005年把他們的故事推薦給了《南方周末》，也讓全國重新認識了男同。我曾問過他們，究竟靠什麼能走到今天。他們說，這個事情很簡單，靠責任。我們都是一樣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均使用“圈中名”)

　　(聲明：上述文章內容轉載自其他媒體，僅供討論和參考。淡藍網登載此文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並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