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香港的《號外》雜誌(City Magazine)，如同往常塑造香港中產階級形象的風格，以「港台中的同志驕傲之路」(Gay & Proud)作為特別專輯主題，大膽挑戰讀者接受程度。這期《號外》的時間點，恰好遇上美國總統史上第一次在就職演說提起「gay」一詞。 奧巴馬在一月的就職典禮上說:「我們的旅程不算完成，直到我們的同性戀兄弟姊妹和人人一樣，在法律下受到相同對待—因為，如果人人真的是生而平等，那麼，我們對彼此『承諾』的愛，也需平等。」

奧巴馬的保證跟《號外》的同志特輯，表面上推廣同志平權思想，但其中隱藏了許多常被忽略的文化及歷史現象。

第一，雖然同志平權表面上是爭取愛的表達權利平等，但這方面的社會運動往往忽略了性慾塑成與階級的複雜關係。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人類對性慾的定義及想像空間，隨著受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環境而演變，慢慢脫離傳統家庭的期許觀念。由農轉工的商業經濟模式，改造了婚姻及家庭的社會地位。在現代的社會，傳宗接代不再是性行為——甚至結婚—的唯一目的；物質條件的促使，自由戀愛也成為普遍現象。這些依循時間所累計的歷史脈絡，為人類對性慾的認知，添加了一層自治意識，也讓人類對性生活的定義，跟樂趣畫上等號、跳脫傳宗接代的直接涵義。性樂趣跟生理繁殖的錯開，便是現代同性戀者自我認同的關鍵歷史條件。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人類的性傾向是無法跟經濟基礎完全撇清關係。

媒體再現中產同志

當同志平權主張反同恐歧視等類似問題的同時，我們是否有注意到在媒體出現的「正常」同志，通常都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代表？《號外》專輯裡的台北「同志吃喝玩樂指南」，證明男同志的消費文化往往離不開健身房、書店、服飾店、夜店、酒吧、咖啡廳、三溫暖、電子音樂等。

這樣看來，所謂「少數」的同志當然跟異性戀沒有不一樣，因為大家都有「正常」的物質需求，一再服從階級區分的肯定。

第二，出櫃主張一種自我解放及認同的意識，卻掩蓋了權威真正運作的模式。《號外》這次請到的名人，包括香港歌手何韻詩及黃耀明，代表同志族群高呼出櫃的必要性。黃耀明說：「當我站出來講『我是同志』時，這幾個字彷彿是一種解放，而這種解放的力量是完全超乎我的預期。」仔細想想，出櫃只是單方面地從壓抑已久的地方走到不被壓抑的地方嗎？出櫃的同志通常面對的是更大的壓力去證明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正常」。

權威真正運作的方法不是解放的相反，而是透過間接關係零散的影響並改變其他個體。這就是為何未出櫃的同志通常覺得自己壓力最大的來源，莫非就是已出櫃同志的期許。

第三，同志一詞本身就象徵著把同性戀推向「正常化」的方向，這正常化的過程通常是依靠突顯出其他「非正常」的社會邊緣族群。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在同性戀去病化的歷史脈絡裡，扮演重要角色的跨性別(transgender)族群。

排擠跨性別族群

1973年，同性戀從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分類及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裡剔除。許多美國史學家如John D』Emilio及Ronald Bayer已深入的描繪同志運動家對醫界的憤怒及挑戰，導致同性戀在六、七十年代交接時的去病化。筆者也曾發表過一篇論文(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vol.44.4)，透過知識學的稜?，釐清金賽性學報告當時如何刺激心理學及精神醫學在同性戀議題上的辯論，讓我們對這段歷史有更完整的理解。簡單的說，同性戀的去病化過程，除了受到同志及婦女運動的影響，很重要的來源是精神科學專家本身，因金賽報告而重新評估長久以來的臨床理念。

有趣的是，直到美國六九年「石牆事件」的爆發(學者至今仍爭辯此事件真正代表的族群)，嚴格上來說同性戀跟跨性別的區別在歷史上一直未劃清界線。當同志要求醫學人士肯定同性戀的「正常」狀態，他們是抓住性傾向的隱性特徵，而襯托同性戀跟異性戀的相似度。因跨性別是依賴顯性的表達方式，在這關鍵時刻，漸漸被主流同志運動排擠在外，也因此從邊緣的位置，慢慢醞釀出獨立的自我政治意識，並在九十年代社會運動中成為重要的一份子。

復製異性戀霸權?

由此可見，當下火熱的同志婚姻議題，真正掩蓋的問題比解決的還要多。同志婚姻是否只是在復製傳統異性戀霸權的思維模式，把同志變得異性戀化？提倡同志婚姻的聲音是否都是來自中產階級的代表？如何避免讓階級區分主宰同志的生活型態？出櫃的「解放」力量是來自於已經出櫃同志的驕傲還是未出櫃同志的壓力？同志婚姻合法的過程(在少數國家已合法了)是否把許多在社會邊緣的族群排擠到更邊緣？當同志運動背叛了初衷，已經出櫃的同志打開的，只是另一個衣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