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有望談愛滋──流不盡的眼淚

愛滋原是每一個人共同面對的，它既非少數群族的「天譴」，也非「性濫交」者的「懲罰」，愛滋的傳染途徑原與B型肝炎無異……

台灣：一場亂仗

1996年，好友Allen走了。

之後，雞尾酒療法通過，問巿。

97年來到哈佛醫學院，環境丕變，異鄉作客，原以為不再為前情所擾，但只要有人當面提起「愛滋」二字，眼淚還是可以像開水龍頭似地哭啊哭地，毫無辦法。

哈佛那三年卻彷彿是個分水嶺，站上去看，之前的「台灣經驗」，誠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所言，結核病是溫柔浪漫，愛滋病則像軍隊打仗，必得「殲滅」而後快。包括病，以及病人。只不過這場全球性的戰役，台灣打起來更像一團亂仗。

於是醫護人員全身包裹得像太空人迎接全台第一位愛滋病患住院。衛生署祭出「生者難堪，死者難看」的恫嚇口號（更經典的還有日本的防疫守則：不要和外國人做愛。），並拒絕魔術強生入境。報紙如《聖經》般教導民眾「不可行肛交」，後來才發現搞錯了，是「不可有體液交換」。

一旦驗出愛滋，那時候的辦法跡近「自我了斷」，一個個突然「失去聯絡」的朋友，便隱約覺出不祥，找另一群朋友相互告問，講得唇乾舌燥，一旦確認，那個人就是死了。死定了。

出版社也趕潮流，書一本接一本出，我翻過一本半日記體的《給那沒有救我的朋友》，據說是傅柯的某前男友寫的，滿紙對愛滋疫苗及解藥的焦灼等待，因為眼看來日不多了。而我看著書的時候，其實作者已經死了，傅柯也早已死了，紐瑞耶夫也死了，洛赫遜也死了，一時間，一整個引領時代風騷的人物幾乎要被愛滋颶風摧殘殆盡，伊麗莎白‧泰勒捐出了近天文數字的財富，還勇敢跳出來在記者面前和病人嘴對嘴親吻，告訴大家這樣不會傳染。然後電影《費城》席捲當年的奧斯卡，我坐在戲院裡和湯姆漢克一起聆聽那段同志最愛的歌劇，淚如雨下。

波士頓：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而波士頓區或說美國，群眾對待愛滋卻是另一種態度，另一番風景。

每年「為愛滋而走」（walk for AIDS）簡直算得上是波士頓巿的年度盛事，多的是全家大小，扶老攜幼來參加，一起繞行波士頓巿約五哩路，又捐錢，又唱又跳，最後群眾聚集平民公園（Boston Common），草坪上幾千張愛滋被單平躺在靜謐的一角，另一頭從露天音樂台傳來當紅樂手的歌聲，直要鬧到近午夜才結束。我走在那一大片愛滋被單當中，想起出國前曾為Allen設計愛滋被單，又哭了。一場為愛滋而走，可以為愛滋防治募得數千萬美金，每年一次，年年如此盛大。如此平和，理解，同情。因為社會已有共識，愛滋原是每一個人共同面對的，它既非少數族群的「天譴」，也非「性濫交」者的「懲罰」，愛滋的傳染途徑原與B型肝炎無異。

又收到電郵，通知哈佛校園舉行愛滋詩朗誦，所有帶原者、發病者、醫生護士、老師學生，輪番上台。另日又通知，巿政府在廣場前為愛滋病患舉辦年終餐會，在天寒地凍中大夥兒一同去做志工。感覺美國這個社會真的為愛滋整個動了起來，沒有恐懼，沒有歧視，只有共同面對，解決問題。

那彷彿就是身為人類社會一體休戚與共的共同感，而自然而然生起的責任心，採取的自發性的行動。沒有半點勉強，不須任何鼓動，就是不分彼此，有志一同。相較之下，台灣真的是小，而且是自己做小。

台灣：為什麼不能？

2000年回到台灣，報上怵目驚心的斗大標題：老婆婆因驗出愛滋陽性，遭子女棄養街頭。愛滋照護收容機構被社區居民排斥，不得不搬遷流離。有人因抽血報告洩漏而工作不保，打官司還敗訴，可見得雖有立法保護工作權，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人心才是重點。某醫學中心的某醫師則擺明了不為愛滋帶原者動手術，大家心知肚明，也都視若無睹。一位老爸爸只因為我登在報上一篇支持愛滋病患的文字，竟登門拜訪，抱著我激動哭了。

一切唯美國是瞻的台灣社會在愛滋議題上，竟存在如此巨大反差。

回想起波士頓的歲月，那股面對愛滋的巨大正面能量，連當地報紙上的徵友版面都特別另闢「愛滋陽性」這個欄目，許多人的自我介紹上就這麼填著：愛滋陽性而且健康。

是的，無論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是，都可以那麼理直氣壯。

為什麼不呢？為什麼不能呢？在台灣。

如此充滿敵視、輕蔑、惡意與誤解的大環境，愛滋帶原比率仍然年年增高，可見得對立與指責永遠無法解決問題，更可能的是玉石俱焚。

好友歐陽文風不但是位熱中同志運動的出櫃牧師，更在今年夏天和他的愛滋帶原伴侶在紐約註冊結婚。兩人相戀同居紐約巿多年，如今修成正果，婚禮雙方家人齊聚一堂，祝福無限，看著他傳來的婚禮影像，兩人相對誦著寫給彼此的誓言，我又流下了眼淚。只是這回充滿了幸福與驕傲，感動與喜樂。原來同志，即便是個愛滋帶原的同志，也能一如常人擁有直面開展的人生。

願死者安息，生者平安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