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時，教音樂的官老師是大陸來台的流亡學生。他在課堂上，為我們演奏舒伯特的《小夜曲》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曲》。老師陶醉拉琴的神情及婉轉優美的琴聲，讓我體會繞梁三日之美。

那年，中山堂舉辦台北市的小學演藝會，官老師是籌辦者，他編製《包公審石頭》的歌劇，同時也在學校大禮堂招考女主角。老師說我的歌聲嘹亮、音色獨特，選我擔綱「賣油條女孩」的角色。

我從小愛唱歌，聽阿嬤說，我兩歲半第一次跟父親進電影院，那時電影一開場觀眾都要起立唱國歌，在回家的路上我已會哼唱國歌了；母親教唱日本歌、台語歌，我也都快速學會。

官老師發覺我有聲樂潛力，日後常利用午休時間教我唱歌技巧及樂理，但母親知道後不准我再去唱歌。老師為此特別登門拜訪，要求母親讓我習唱，他一再聲明，這不是歌手的訓練，是聲樂的陶冶，然而母親僅冷冷地回說：「我女兒要念書，不走唱歌的路。」

自我懂事以來，父母早已不睦。每當父親暴怒，母親總是安靜地重複摺疊櫃內的衣物，不敢反抗；因此當時年幼的我，不了解母親為何「敢」在音樂老師面前堅定地拒絕。直至年長，才了解母親出身於大家庭，環境鍛 練她委屈求全的順從個性，只因為對我有著深切期望，才有勇氣斷然拒絕老師，替我決定了她認為比較好的未來。

考上初中後，為了升學考試日日忙碌，我仍然依照學校安排，參加校外「天倫歌」與「熱血滔滔」的獨唱比賽，為校奪名次，高中時還參加合唱團到嘉義比賽。唱歌，一直陪伴我成長。

高一時，家中經濟困難，為減輕家庭負擔，我由省女轉入商職夜間部就學。或許是我神情落寞不再唱歌，或許是我無意練習商職的珠算，讓父親憂心，有一天，父親帶回一部哥倫比亞品牌的心形、橘色唱片機送給我，並在隔日下班後，帶我到他上班處所，指著他的座位說：「全家的生計，就是倚靠這個小職位、小桌子而來。」

十七歲的我，這下才真正了解，所謂的「生計」原來是全家每月的開銷，讓我十分震撼。返家後，開始認真演練珠算，並以打游擊的方式，在父親就職的公司裡為請產假的女性員工代班。歌唱從此與我絕緣，我將它緊緊藏在內心深處。

二十五年前（西元一九九二年），外子與我到德國探望完成電機博士學位的小弟，順道遊覽萊因河。當遊船的擴音器傳來熟悉、悠揚動人的「羅蕾萊」（Lorelei Song）歌聲時，方知已經接近羅蕾萊礁石了，船上的遊客們不約而同地以各國語言，各自在甲板上忘情地唱和。

哦，原來這裡就是官老師教唱的德國民歌〈羅蕾萊之歌〉的發源地！那滿載美好回憶的童年，隨著「羅蕾萊」，瞬間呈現在我淚眼婆娑的眼前，我敞開歌喉與眾人齊聲歡唱……

退休後，友人介紹我參加歌唱班，向教唱卡拉OK的老師習歌。我想藉由練唱，尋回那遺失已久的嘹亮歌聲，無奈幾經嘗試，原本高亢的美音，經過歲月的無情淘洗，已然轉變成中音，而我對歌唱的興致也遠不如少年時。我終於明白母親當年為我決定升學之路是正確的，媽媽，謝謝您。

                  （本文刊於2017/03/03人間福報「悅讀人生」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