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被調到漢堡時，兒子正是要進小學的年齡。辦好入學手續後，我們接到通知，要在開學的前一天晚上參加家長會。

班導師偉葛太太是一位中年婦人，看起來很親切。那是一九八○年代，德國少子化最嚴重的時期，西德政府為因應這個問題，開放讓國外的德裔回歸，特別是東歐共產國家的德裔家庭，因此班上各國人都有。學校聲稱很幸運，這一年仍能招齊四班，每班二十三人到二十五人。

家長們多是父母雙雙前來。漢娜的父親是土耳其人，母親是德國白人，兩人離婚了；土耳其父親又結交了一個白人女友，母親則再嫁給一個黑人。關係錯綜複雜，但四個大人對漢娜的愛絲毫未減，一起出席家長會。已離婚的那一對仍互相親吻面頰致意，各自的伴侶則有風度地握手示好，毫無煙硝味。

偉葛太太先簡短致詞後，接下來便請每家父母自我介紹。他們的介紹大概是這樣的：「我姓施若德，這位女士是我的同居人（他們有結婚的稱太太，沒結婚的稱同居人，文雅一點的說法叫女友），我家有三個孩子，亞歷斯、西門和媞娜，還有一隻狗叫友翰，一隻烏龜叫小布（寵物也是家庭的一分子）。很高興西門分在偉葛太太的班，幸會。」

聽著其他家長一一自我介紹，我手心一直冒汗，很怕出醜。終於輪到我們，沒想到先生從口袋掏出一張小抄，好整以暇地照著念：「我姓魏，你們就記住我是『痛先生』（德文的『痛』發音如『魏』），這位是痛太太，我們來自台灣，很高興兒子能在史懷哲學校上學。」

原來先生先請祕書寫下講詞，照本宣讀。想來大家都聽懂了，居然也贏得一陣掌聲。

接著偉葛太太說明以後課程和活動如何進行。最後她強調，「如果你們的孩子功課跟不上，千萬不要幫忙，請交給學校處理。」

天啊，這是什麼道理？孩子程度不好，我們不是要在家裡加強惡補，好跟上別人嗎？哪有任其落後的道理？一時之間我對德國的教育理念百思不解。

開學後，兒子有時下課後要多留半個小時，由偉葛太太單獨教他德文。其他落後的孩子必要時也會被留下，加強輔導。這樣的課後輔導，偉葛太太稱之為「小花班」，因為課表上，在德文、數學、音樂等課程之外，畫上一朵小花的就是課後輔導。德國家長都相信老師的專業，回家也不逼迫孩子。在偉葛太太耐心的教導下，兒子約莫半年後德文已能跟上，就從小花班畢業了。

德國小學階段就是讓孩子快樂成長，從遊戲中學習。因此小學只上半天課，功課大概五分鐘就可寫完，也沒有人會在入學前先補習，全班同步學習，毫無壓力。下午的時間，老師會鼓勵大家互相邀約同學到家裡玩，我們雖然語言不通，也同樣受到邀請。德國媽媽多是家庭主婦，如果有上班也是選擇較有彈性的工作，或在家工作，絕無自己朝九晚五，把孩子交給安親班的。

這種迥然不同的教育理念，給從台灣來的我極度腦力激盪！德國學校不問家長背景，公平地給這些年幼的孩子教育機會；反對揠苗助長，讓這些幼苗在自然有機的環境中逐漸茁壯成一棵樹。一個簡單的課後輔導，得以使孩子不失去自信，「小花班」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