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台北市，細雨霏霏，我去赴宴。是一場既喜悅又悲傷的午宴。

邀宴的主人是黃教授，她退休前曾任教東吳大學經濟系，邀宴的理由是想讓我跟她遠從天津來台的姪孫見面。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她去世四十年的亡夫的姪孫。

說是「姪孫」輩，其實年紀也只差五歲。至於「黃教授」，也是「官方說法」，我們其實是1958年一同進入大學的同學，後來，一起做了助教，並且住在同一間寢室裡，所以一直叫她「小寶」。如今，見了面，也照樣喊她「小寶」。這一喊已經喊了57年，以後，只要活著，想必也會照這個喊法喊下去。

宴席設在紅豆食府，是一家好餐廳，菜做得素雅家常而又美味，遠方的客人叫杜競武，他是我老友杜奎英的大哥杜荀若的孫子，老友逝世已四十年，他前來拜望杜奎英的妻子黃教授。他叫黃教授為叔祖母，我好像也順便升了格。至於他要求見我一面，是因為──照他說──讀了我寫他三老爺（杜公）那篇〈半局〉（「三老爺」是我的翻譯，其實是指「三爺爺」，但正確的原文卻是「老爺」，有些地方語言中，「老」指「么」，排行老么，則稱「老叔」或「老爺」），深為其中活靈活現的描述感動。

「活靈活現？哈！」我笑起來，「你見過你三老爺嗎？你哪一年生的呀？就算見過，你能記得嗎？」

他也笑起來。

「理論上見過，」他說，「我1946出生，那時候三老爺住我們家，他一定見過我，我卻不記得他……他的行事風格嘛，其實我都是聽家裡人說的……。」

也許DNA是有道理的，他說話的聲口和神采也和當年杜公有那麼一分神似。但也許是少年時候因有台灣背景，受過許多痛苦折磨，也或許是因為他比當年的杜公年紀大，他看來比較約斂自制，沒有杜公那種飛揚跋扈。但已足以令我在席間悄然一思故人一神傷了。

印尼有個島，島民有個奇怪的風俗，那就是在人死後幾年，又把死人從地底下一再刨出來，打扮一番，盛裝遊街。他們不覺如此做唐突了死者，只覺得應該讓大家能有機會，具體地再一次看見朝思暮想的那人。

我在報上看見圖片，心裡雖然不以為然，天哪！那要多花多少錢呀？世界如此貧薄，資源如此不夠用，厚葬怎麼說都該算一項罪惡。我怎麼知道那是厚葬呢？因為推算起來屍身要保持得那麼完整，而且又要維護得如此栩栩如生，一定是錢堆出來的。但是，看見圖片上那死者整齊的衣服、宛然的面目，以及陪行寡婦的哀戚和眉目間的不捨，仍不禁大為動容──雖然我與那人素昧平生。啊！人類是多麼想、多麼想挽回那些遠行的故人啊！我們是多麼想再見一眼那些精彩的朋友啊！

我此刻坐在雅緻的餐廳裡，跟五十多年前的老友的姪孫見面，彼此為的不就是想靠著反覆的陳述來重睹逝者的音容嗎？

曾經，身處兩岸的我們隔著那麼黛藍那麼憂愁的海峽、那麼綿延的山和那麼起伏的丘陵，以及那麼複雜的仇恨──然而，他輾轉看到了我的文字書寫，他覺得這其間有一份起死者於地下，生亡魂於眼前的魅力。我的一篇悼念，居然能令「生不能親其謦欬，死不及睹其遺容」的那位隔海姪孫，要從遠方前來向我致一聲謝。我一生所得到的稿費加版稅加獎章和獎金，都不及那老姪孫的俯首垂眉的一聲深謝啊！

幾天後，他回去了，山長水遠，也不知哪一天才會再見面。人跟人，大概隨時都在告別，而事跟事，也隨時都在變化──政局會變，恩仇會變，財富的走向會變，人心的向背會變。而這其間，我們跟歲月告別，跟伴侶告別，甚至跟自己曾經擁有過的體力和智力告別……

然而，我不知道「書寫」這件事竟可以如此恆久，雖然「壞壁無由見舊題」，如果兵燹之餘，所有圖書館都燒成灰燼，則一切的書寫只好還原為灰塵（啊！原來人類肉身的「塵歸塵，土歸土」的悲哀法則，也可能出現在文學或藝術品上）。但在此之前，這篇文章，它至少已活了三十九年半，讓遠方復遠方的族人，可以在青壯之年及時了解一段精彩的家人史，呼吸到故舊庭園中蘭桂的芬芳。

後記：1975年，8月，四十年前，我的朋友杜奎英謝世，我當時人在美國，不及送他最後一程。隔年我寫了一篇〈半局〉悼念他，刊於《中華日報》。不意近四十年之後，有一位朋友跨海而來，向我殷殷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