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

我这个人性子急，很容易被感情左右，属于挨头刀那种，可对有的事又非常慢，属于西方人说的 very slow，脑子有点愚钝的那种。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中文译为《竊聽風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影片奖，我是奥斯卡粉丝，网上也好评如潮，我都没有动心。直到简昭惠看了，写的文章也发表了，在她鼓励下我才驾起势去看了。
这部电影当真值得一看。
大家都说震惊，我也有震惊，不是西方人震惊的“居然连两口子的事都监视，难以置信”，而是共產極權政府，無論地处哪個洲，无论什么人种，皮肤是什么颜色，真的是一娘所生，竟至于如此驚人的相似。豈止是相似，常常是相同，都毫无道理地對自己的老百姓搞監視、竊聽、跟踪等鼠竊狗偷的勾当。就像老虎，美洲虎、欧洲虎、亚洲虎，没有不吃人的虎一样，电影演的是东德，我感觉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但愿下辈子，我就是变只偷糖偷粮的老鼠，也变在民主社会里。
不少强手已经对《竊聽風暴》发表了很专业的文章，介绍并评价了这部影片。我只谈谈我的个人体会。

对我而言，除了震惊，这部电影更唤起了我遥远的记忆。尽管遥远，发生在四十六年前，它却是那麽清晰，那麽不可忘怀。因为，那是青春岁月的绑架，那是年轻梦想的崩溃。
我与电影里那个作家有很强的可比性。我也是一个被监视者，我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与电影很相似的故事。尽管时间、地点、场景、方式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我手上一份墨尔本电影院说明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这部不同凡响的电影，深入德国现代史的核心，紧紧抓住了令人恐惧的东德国安部秘密警察这个主题。技巧纯熟的导演，把故事从柏林墙倒塌前五年──一九八四年说起，那个时期，令人不寒而栗的东德国安部使用现代网络技术，强化对自己公民的特务活动，监听监视他们的每一件事、每一点秘密，玩受害人于股掌之中。他们怀疑社会的每个成员，毁灭所触及的一切……
说我一生的毁灭从此开始，一点不过分。

東德五十歲的深受人们愛戴，安分守己并且很爱国的劇作家德雷曼，因为在他的一出新剧里表露了对“令人恐怖的爱”的反感情绪，被上面盯住，由一个叫魏斯勒的特務全天候監視，這個特務的代號是HGW XX / 7。
早了二十多年，遠在亞洲中國的重慶，高中畢業生齊家貞，二十歲的無名小卒，她想出国读书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也被一個女性的HGW XX / 7的特務監視。
我暂时不提这个女人的名字，称她J，她具体的作为，以后的故事里会有详述。除了她，逮捕我的一、兩個月前，公安局还在我家隔壁的旅館裡租了一個房間，房間窗戶正對我家樓梯，进出的每个人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幾個男公安輪流住在那裡值班。有時候，朋友到我家玩，公安人员就跑到對面的倉壩子坡上朝我家房間张望，他们不辞劳苦，也是全天候行動。这个秘密，是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发现的，她说，齐家贞，对面坡上那两个男人在看我们，我俩哈哈大笑，觉得他们是神经病。
既然是监视，当然，秘密警察躲在暗处，被监视者浑然不知。倒霉蛋们，无论是东德的知名人物德雷曼和他的舞台明星女友斯南德等，还是重庆的小虾扒齐家贞、她爸爸齐尊周、朋友朱文萱、尹明善、吴敬善等，大难临头还“逍遥自在”地過日子。
东德的德雷曼和重庆的齐家贞，都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被秘密监视的真相。不同的是，德雷曼是在八九年底柏林墙倾倒，东德走向民主后，他向也跑到西德去的原文化部长问了一个天真的问题，为什麽我没有被封杀，为什么我没有被监视？得到答案后，他去有关部门查看了解密档案，一切迷雾缭绕的个中曲折，全部盘根错节的似是而非，豁然开朗，洞察无遗。
遗憾，我没有德雷曼的幸运。八九年的地震，震倒了柏林墙，而作为地震中心的中国，它的柏林墙反倒给“我们的党”收拾得益加坚固了。那些四十年前的档案今天还是特级秘密，压在那里不见天日。作为当事人的我，对于以J女士为首的特务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仍然无权获知。我多麽期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够像德雷曼那样坐在档案馆里，一面流泪唏嘘，一面惊讶无语，既痛心又释然地读着那些侵入我生活的人们写下的，关于一个少女的秘密报告。
之所以我知道了J的身份，那是一种偶然，也是我的运气。一个了解内情的“陌生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向我透露了J的根底，他提醒我悬崖勒马停止与她交往。可我使他大失所望，听完叙述，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接着是朱文萱和她丈夫叶光远，根据红卫兵造反从公检法揭露出来的机密，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长期以来对J的怀疑。我还是坚持朋友间不要乱猜疑。直到三弟齐治平告诉我，妈妈早就认为J是公安局派来的，你俩被捕后，只有她一个人胆敢来我家看望，还送了十块安慰钱给妈妈，从此她搬家消失。
隔壁旅馆老板的儿子杨四，读了《自由神的眼泪》里关于J的描写后，告诉治平，在我被捕前，他家楼上住过公安局暗探。几位友人看了书，认为J算个人物，自告奋勇要找她今天的下落，都没有结果。她那时公开的工作单位“重庆兰香园糖果点心厂”早已解体，J在那里当开票员，后来分去了哪个单位，无人得知。如果她还活着，应当是八十岁以上了，她当时为了接近我，说小了年龄。
我最想强调的是，德雷曼不可多得的幸运还在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灵魂，特务魏斯勒牺牲他自己的前程，营救了被他监视的对象。
党和政府的忠实鹰犬魏斯勒，以其一流的专业知识，使用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全职投入对德雷曼的监视。从每天十二个小时到后来他一个人顶着干，魏斯勒深深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德雷曼充满生命意义的写作生涯、享受人间有血有肉的真爱情和尊严自主的生活，使魏斯勒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无情与渺小，他的良知、人性、人格在不知不觉中觉醒了。魏斯勒改弦易辙，从监视者蜕变成了保护人，从恶魔变成天使，从地狱进入了天堂。
无限遗憾，我的J在同她自己称之为“一个女学生”打的交道中，没有因为对方极度的单纯、幼稚、无知而于心不忍，手下留情，没有表现出一点点魏斯勒那样的人性──那是一种多麽难能可贵的转变啊。在J的奋力工作下，受害人杀的杀、关的关，她继续戴着面具假装普通人招摇过市，一直在搞她的老行当，直到她身疲气竭。
尽管魏斯勒这个角色闪耀着编导者理想的光辉，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几乎不存在，但看了这部电影，我还是很受鼓舞，无法不这样想，要是我的J也改恶从善了，哪怕我的一生已经被毁，我都认为值得。
我从来不恨J，正如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回答，我信奉雨果的这句话：我们向未来索取的不是仇恨，而是正义。
《竊聽風暴》一开头的审讯，就是在演我。凶恶的王文德连续的急行军似的提审，使我像一只餓得要死累得要命的狗，在鞭子的抽打下奔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不再有自已的思維，审讯三日我灵肉俱毁，出卖了父亲和朋友，也加倍出卖了我自己。但是，我把J对我讲的每句反动话──量刑时都添斤加两──全扛到肩上，交待说是我讲的。我暗想，J上有七十岁老母亲，下有八岁的小女儿，她不能出事！我单身一人坐牢，十年、二十年怕什么。我庆幸保住了Jーー这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我终生无怨无悔。
在我十年牢狱之灾后，J又跑来当我的“好朋友”，我差点“二进宫”；她两个弟弟得知面前这个齐家贞，就是J当年提到的被她搞过的“女学生”时，力劝她以年龄渐大、身体不好为由放弃这个伤天害理的职业，J一口拒绝，说要当无名英雄——她可能真的是在为她的信仰献身，我敬重这样的人。
八二年二月，父亲和我的案子在重庆市中区法院重审，十年牢我已经坐满，还原真相理应是我的责任，我把属于J的“财产”归还给J。受理此案的孙白亮庭长一个一个走访了我的“反革命”成员，也去了J那里。
J回答：“总不能为了自己平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
对这种侮辱，我无法不表示蔑视而且愤怒。

在特务对手的表现上，齐家贞的不幸与德雷曼的幸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幸与不幸，极权国家花费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利用那麽多人的青春生命ーー比如老光棍魏斯勒和单身母亲J，专门践踏、葬送许许多多别人的生活与生命ーー比如已经不年轻的德雷曼和尚未开始踏入社会的齐家贞，害人害己害国，罪恶滔天，愚蠢至极。
《竊聽風暴》这部电影，通过对东德特务横行无忌的最黑暗年代的揭露，歌颂了良知、人性、人格的深层面的觉醒。很多影评都赞扬扮演魏斯勒的演员演技精湛，面部表情自始至终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我觉得，从影片最后定格在魏斯勒特写的脸上，我读到了人情味和男子汉的个性魅力。
观众站不起来了，他们的心在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