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很複雜，但一句物換星移總能扣住它的某些本質，於是過去赫赫有名，及至一見，終不免見面不如聞名者乃所在多有，正因如此，談歷史，行萬里路總比讀萬卷書來得重要，來得真實。

中原，正是如此。中國的文明發源於此，多少年來，一句逐鹿中原，就可概括歷史的起落興衰，但中原事實上早已非中原，生態的變化、歷史的位移，固已讓它沒落不堪，古之中原，今之河南在許多時候更已成為仿冒與貧窮的代名詞。

到中原，在白馬寺、在龍門石窟，可以遙想當年風華，但更多的感慨還在風華已去。不過，凡走過的既必留下痕跡，這痕跡且不止於白馬、龍門，那隱於鄉野、埋於市塵的，有時反能更讓我們從那見面不如聞名中轉頭過來。對我而言，這轉頭就在徐州。

徐州，是五省通衢，山東、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在此交會，輻輳之地，兵家必爭，所以連國共內戰也得在徐蚌定其勝負。

可眼前的徐州早已不復如此，初到徐州，還真難以適應，市容雜亂，住在旅店的頂樓，半夜仍清晰聽到那猛按的喇叭聲，雜沓粗魯，二十一世紀初的徐州仍有著上世紀八○年代末期一些大陸都市的樣貌。

都市發展有落差其實是種必然，八○年代末面向海洋已是大勢，處於內陸的徐州，即便是五省通衢也占不到任何便宜──而高速公路的暢通，更使它不復有往昔重要的轉運地位。

這樣的地方從旅遊、從采風似乎都不足觀，但畢竟是歷史的大城，於是，你仍然可以看到那點歷史的遺留，那點在沒落後仍可以提示你的東西。

東西在徐州之旁的沛縣，沛縣是小地方，卻出過大人物──漢朝的開國君主劉邦。劉邦雖有個亭長之稱，卻是生長於「酤酒賣餅，鬥雞蹴踘」中的屠狗之輩。沛縣的狗肉如今很有名，還被製成禮品罐頭，而到底是原來就出色？還是因劉邦而紅？歷史的源頭不盡能清。不過，今人買狗肉，除好吃外，總還衝著劉邦。

劉邦的歷史評價不一，站在正朔或以成敗論英雄的，以及從立身處世、生命情性出發的，觀點就大相逕庭。但無論如何，漢代畢竟是中國歷史的大時代，到如今，子孫還被稱為漢人，下棋還得有個楚河漢界，而戲曲、故事、成語，乃至無形價值之出於此者更不知凡幾，這樣的開國之君，當然非一句時勢造英雄所能說盡。

然而，在沛縣引起我興趣的還不只是劉邦。當地有個紀念劉邦的博物館，雖說是博物館，展的卻僅是一些圖表與照片，反映的頂多是後人對先人的追念與驕傲，在外地人眼中，走馬看花的價值都沒有，可其中的一組圖表卻引起了我的興趣。

圖表列的是漢初封王的情形，有意思的是二十一位居王位者，竟有十八位出自沛縣，一位在鄰縣，只有兩位來自外地。這樣的一張表很合乎人情，一群地方上呼盧喝雉之輩齊心奪得天下，封侯封王不僅是功業該得，也合乎江湖規矩，更何況即使文人貴族得了天下，封王封地也離不開這種窠臼。

然而，天下是一群這般同質同性的人打得下來的嗎？即使打下，近親繁殖不就註定要迅速衰亡嗎？但為什麼還開啟出一片盛世來？

談這，就不得不佩服這群屠狗之輩，劉邦像流氓，但他與項羽的不同，正在於得勝後能有福共享，這是江湖，也是氣量。而這氣量由何而得？不是說可共患難不可共享福嗎？何況這些人先前還真沒見過上層社會的一切呢？

能如此，一定理所當然與「仗義多為屠狗輩」這點底層的江湖義氣有關，但車行千里，卻讓我看到了另一層原因。

中原，平廣千里，就地理而言原無甚可觀。楚漢之爭提到雞鳴山小戰、九里山大戰，我自己過去彈琵琶，〈十面埋伏〉所詠的正是楚漢之事，其中就有這兩段，原以為兩山之勢必奇險陡峭，及至一見，雖怪石嶙峋，卻依然只是連綿的小丘。這就是中原，地理上無有周折，沒個路標，你真不曉得要如何認清方向。

但不好認清方向，另個意義也就是處處都是方向。徐州能為五省通衢，就是任何方向都可進來、都可出去。一望無際，固然平板；一望無際，也可以無限想像。它不像山區，人要逾越，還得面對地理隔絕。交通既方便，不同的人就在此交會，見多識廣後，想像就更多，任何可能也就成其可能，即便是屠狗之輩也能逐鹿天下。

平原地區不如山區、海濱凶險，平時因地理豐富，也可能平淡一生，但若處於社會的邊緣，或有趨勢的刺激，就讓人有馳騁的想像，呼盧喝雉之輩也就敢作逐鹿中原的大夢。而這個「大」也就不會讓他在得了天下之後，又回到那小家小氣的守成格局。畢竟，天下老子都可以打下來了，還有什麼東西需要再計較的。

這就是平原人的特性，他可以是平板的安樂，也可以有無限的可能，關鍵就在事物是否在此輻輳、在此會通。就像強勢的語言都是平原語言般，因為要跟許多外地人溝通，因為許多不同腔調的人在此匯集，所以語音不可能複雜、不可能難學，而就因有更多人用這種語言，它就強勢了。

這種強勢，與其說是特點不足，不如說它可以涵攝各種可能。確立主體時，它不易呈現自己，在創發的年代，「可能」就只能在此發生。它看來缺乏特質，卻有其心量。

不錯，從沛縣出來的這群屠狗輩，雖屠狗，卻有心量。有心量乃能容人，有心量就成格局，個人如此，國家如此，生活這般，修行也一樣。

心量不只緣於地理，心量更來自抱負。當一個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不容易只在一己之間打轉，就容易以歷史座標對應有限生命。過去人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要求的並非一定要有如何偉大的成就，它指的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就是心量。有這心量，劉邦才能唱出「大風起兮，雲飛揚」。

心量當然不只在徐州，在古代，也不只在廟堂、在英雄，心量原可以在任何地方。我有個台大歷史系畢業在池上國中教書的薛姓研究生，他僻處鄉野，卻觀照古今，談起徐州為何出豪傑，連徐州人也不一定如他通透。有天他約我去池上，拜訪一位送我禪堂法書、已退休的蕭姓老師，及至一見，才驚覺在這兩人身上，竟可以映照出多少台灣當前的局限。

初見蕭老師，驚訝的不在他是竟日檳榔、滿嘴黑牙的紅唇族，因為這樣的朋友所在多有，但如果以此模樣，對比於他所題那具有氣象的「子規堂」三字，則一種身處山林仍能縱論天下的形象就讓你吃驚；也正是這種形象，才能解釋當年隱於鄉間的諸葛亮為何能提出那觀照天下大勢的「隆中對」。

隆中，很鄉下，「隆中對」卻決定了三國之分，諸葛孔明雖躬耕南陽，卻心懷天下。而就因有逐鹿中原之志，你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反之，當你只想「臨安」，你就連臨時之安也不可得。世間事如此，出世間法也一樣。

在佛法，心量小，就因我執深，我執深，痛苦就難免。所以說，英雄因不拘小我，乃能成其大我，道人則更因無我，也才能超越那人間英雄因仍有我，所做事乃常反噬自身的局限。

心量，決定著一切，在地理上，平川千里容易大風起兮，但人的心又何止平川千里？

徐州的鄉間，吹著大風，風中依稀聽得到那呼盧喝雉的聲音──我如此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