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即將降到四位數的時候，一份工作落下來，惶惶接受了。向擱置的小說暫別：等我出門賺錢，再回來養妳。

無業辛苦，工作也不容易，卻怎麼也想不到這份工作竟然可以，可以那麼難。在電視裡拋頭露臉，「妳整個人彷彿都在生鏽」，「像一隻飽受威脅的河豚，驚恐地脹起來」，唉這些朋友真瞭解我。一個連拍照都害羞的人，在鏡頭的監督下揚起唇角：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羞愧感燒傷顏面，每一寸皮膚都在發炎。

幸而還忙著另一件，對得起自己的事：拜訪綠島牌老先生，整理政治犯的口述史。（對某些人來說，所謂「對得起自己」，意味著，對得起自己以外的事。）

一行四人，串進貧瘠的屋子，老先生的媳婦蹲在電視機前，一邊學中文，一邊餵孩子：「你們要進房間還是客廳？」老人中風，裝了尿袋。「請問客廳方便嗎？」我們正在打擾一個，被生存的勞苦磨損至懶得說話的家庭，病人被當作植物，栽植於臥鋪。

輪椅推進客廳，面壁朝向電視，背對客人。媳婦不經思索的慣性，暗示了老人的孤獨。他說從來沒人採訪過他，「擠門……四……季……衣割……」你們是第一個。他不是學者與作家鍾愛的英雄，或精彩的反叛者。我們將輪椅掉頭，接通彼此的視線，「偶爸……岸會……擠……個磁鉛……」我怕浪費你的時間，「偶……襖人……顆胎了……」我老人癡呆了。鼻管阻斷他的聲線，年邁的下顎也故障了。

兩個半小時過去。家裡沒有任何一人出面，為老人倒一杯水，當然也沒有興趣旁聽這個，被喚作父親或祖父的人，有什麼故事或冤枉可說。媳婦將雙手埋沒在廚房與洗衣間，兒子計程車開到清晨，才剛入睡。

這是一份失敗的訪談。老人布滿塵垢的記憶中，堆滿的盡是遺忘。遺忘似雪，一層一層覆蓋蒼白，世人在雪面上邁開漠然的腳步，踏出髒汙。

老人今年八十一歲。二十四歲被捕。刑期十二年。訪談全程最常說的話是，忘記了。五十八年前辦的地下刊物，忘記了。寫的文章都扔了，家人不敢留著。當年的理想呢？說不清楚了。

太晚了。我們來得太晚了。

這份無效的證詞，無從進入歷史的庫房，沒有學術價值。像一只被遺棄的破箱子，只能勉強交給文學，由詩與小說來收留。幸好文學是這樣美麗，關心失敗猶勝於成功。

回程一樣搭公車過橋，由邊緣往城市的中心移動。公車司機沿路報站、一路問好，「感謝您搭乘三重客運，三重客運祝福您旅途平安……」一句話講得離離落落，舌頭跟上顎彷彿遭到刑求。在公車上聽司機充當廣播員，每每覺得傻氣，這一回卻發現自己，與司機感同身受：我在鏡頭底下也是這樣啊。我跟公車司機一樣，被麥克風規範的那個世界，奪走了髮膚，削去幾片靈魂。

青春那麼短，理想那麼遠。現實是一塊不斷變形的大石頭，閃過了它又擋在眼前。

我的打工生涯才剛開始，似已逼近心理的臨界點（打工的定義：拿時間，亦即生命，換取金錢）。但我總還能給自己一點時間，躲進最後一排座位，讓風吹乾不斷濕潤的眼眶……電話響起來，工作上的事像慢慢溢出的積水，滲進房間。時間逼得我，不得不離開了。離開這裡，離開現在，離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