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之心智，必須時常在極端殘忍冷靜與極端溫暖熱情之間來回擺盪。小說家必須冷血，小說家又必須時時充滿同情；因為作品必須冷酷精準，作品又必須滿懷悲憫。更不用說如駱以軍所言之身分移位、奪胎換骨之慘烈了……

小時候，母親告誡我絕不要用筷子敲碗，舉的例子即是：

某個用筷子敲碗的母親因為得罪上天，致使兒子的皇帝體骨被拆掉、支解，要承受「脫胎換骨」重新組合另一副乞丐骨架的痛苦。關節崩析，皮開肉綻，內臟易位。

身分的移位絕不像某些流行之「衣裝論」身分換串如換衣服一樣穿脫自如，我不認為一個小說家在一生中不同階段，將自己裂解成十個以上不重複角色的魔術，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穿上面具，穿上人皮，變成另一個A：再和由你自己分裂出去的另一個B，另一個C、D、E、F，發現衝突、對峙、互相愛憎、互相傷害，玩智力的較勁，意志對決，或是窺見對方的衰老疲弱或年幼無知而興起同情之意……這是一輩子的功課，這其中所耗蝕侵奪一個小說家（靜默面對自己的獨自時刻）的心智精神，是多殘忍酷烈的一件事。我覺得有許多的讀者把它當成一件「你既然要打NBA籃球就得接受肌肉、拐子之碰撞」的事而缺乏同情與理解。因為小說的品鑑全景可以將這樣慘烈心靈肉搏的近距離雕塑過度、遮蔽過去的途徑（過去幾百年來的小說的發明）了：淵博的知識、抒情詩的傳說、時間魔術、純樸苦難的人道關懷、魔幻狂想、荒謬、純粹對真實描寫的現象學辯證……

──節錄自駱以軍，〈從《紅字團》到《西夏旅館》：答總編輯初安民〉，《印刻文學生活誌》28期（2005年12月駱以軍專輯）

談一部電影。奧斯卡影帝菲利普西摩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Bennett Miller導演的《柯波帝：冷血告白》（Capote）。

英文片名相當簡潔，就叫作「Capote」──也就是說，其實只有「柯波帝」，沒有「冷血告白」。而中文片名之所以如此，除了頗為常見的「製造聳動」之因素之外，當然是因為影片所敘，正是美國同志作家Truman Capote寫作其著名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的故事。《冷血》的緣起是這樣的：Truman Capote對發生於堪薩斯州小鎮的一家四口滅門血案產生好奇，心生《冷血》寫作計畫，並設法前往採訪落網兇手。探詢真相（殺人動機？）之餘，當然也希望實地之經驗能為此書增添枝葉血肉。也正因如此，Capote與兇手成為好友，間或互生情愫；而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卻也更形糾葛──Capote希望藉此完成曠世鉅作，而兇手則懷抱著一種模糊的夢想：渴望被了解、渴望被寬宥、渴望為世人所知。

但冗長的司法程序破壞了這一切。一般認為，兇手將會被處決，而在處決之後，《冷血》一書也將順利定稿出版，進一步將作者的文學聲望推向另一高峰。這是Capote的預期。但站在兇手的立場，並不希望獲取一對己不利之判決。事件發展至此，恍若行入一荒謬現代性之多維度迷宮──行刑一拖再拖，宣判之後上訴再上訴，纏訟曠日廢時，作家也等得心焦不已。因為結局未能出現，書自然也無法完成；也因此，當Capote終於獲知全案死刑定讞的那一刻，簡直是鬆了一口氣。

而情緒必然遠不止於此。實際上Capote的心境當然更複雜得多──權力慾、名氣與地位之誘惑、道德兩難與私人情感的各種範疇，在此一荒謬情境中彼此拉扯頡頏，從而展現了巨大而深刻的張力。本文在此無法全面討論，但我想集中探討其主題之一：藝術嗜血。

藝術冷血。藝術嗜血。如何能夠為了一件作品而私心期盼自己的朋友（無論兩人之間存在有何種情愫──事實上，他們的關係少則為朋友，多則至曖昧難以明言之處──可能「不只是朋友」。）儘快被處刑？冷血的不只是犯下滅門血案的殺人兇手；這其實是Capote自己的「冷血告白」，其自身之「Cold Blood」。藝術也不僅僅（透過藝術家）剝削其描述之對象，它尚且剝削藝術家本人。藝術侵蝕其情感、消耗其精神、毀壞其生活；藝術尚且時常剝削藝術家之親人、之情人、之朋友（有許多赫赫有名的藝術家是極自私極難相處之人，即與此有關）。它君臨天下，橫征暴歛，剝削一切，只為了探向人類心智之黑暗深淵，以成就其自身。

有另一個慘烈的例子，說的也差不多就是這件事──Kevin Carter那著名的普立茲獎攝影作品──蘇丹饑荒，熾熱的礫石荒漠，骨瘦如柴的垂死小女孩與禿鷹的合照。據說（只是據說，實際情形如何我並未查證）Kevin Carter在現場等了二十分鐘，想看看能否捕捉到禿鷹將翅膀張展開來的瞬刻。（為的是畫面的均衡？震撼力？禿鷹的威嚇之力？）作品得獎後，道德抨擊排山倒海而來；三個月後，Carter以汽車排氣管廢氣自殺成功──儘管我們其實無法簡化其死因，也並無資格為死者代言。

那些無聊的道德抨擊當然不足為論（那只暴露了兩件事：其一，他們不明白藝術原本嗜血；其二，他們之中，某些人可能是基於某種「素樸的善意」，而另外某些人可能與藝術同樣嗜血），不過Carter自己是否了解「藝術嗜血」這回事呢？如果他了解，能否使他再多「撐得住」一些時候呢？無論他明白與否，這可能是此一主題最尖銳的呈現了──那張照片確實剝削了垂死的小女孩（那等待的二十分鐘之剝削尤其殘忍），也反過來剝削並吞噬了Kevin Carter本人。

回到駱以軍的說法上。作為藝術形式之一種，小說當然也是嗜血的。小說對作者的剝削何其龐巨、何其酷烈。依據俄國批評家巴赫汀（M. M. Bakhtin）之說法，小說所能處理之範疇與語言本身一樣大。在這樣極其寬廣卻原本一無所有的場域之中（小說作為一現實世界之複寫，或至少「擬似複寫」──憑空造人、憑空造景、憑空生事──一擬似真實之世界），小說家之心智，至少便必須時常在極端殘忍冷靜與極端溫暖熱情之間來回擺盪。小說家必須冷血（冷靜等待禿鷹翅膀展開之瞬刻），小說家又必須時時充滿同情（才拍得出小女孩的飢餓與痛苦）；因為作品必須冷酷精準（冷血方有以致之），作品又必須滿懷悲憫（心地柔軟方有以致之）。更不用說如駱以軍所言之身分移位、奪胎換骨之慘烈了。

回到駱以軍一小段自剖之最後：

因為小說的品鑑全景可以將這樣慘烈心靈肉搏的近距離雕塑過度、遮蔽過去的途徑（過去幾百年來的小說的發明）了：淵博的知識、抒情詩的傳說、時間魔術、純樸苦難的人道關懷、魔幻狂想、荒謬、純粹對真實描寫的現象學辯證……

這是什麼意思呢？乍看之下或許並不那麼容易理解；於此稍作解讀如下：

「身分移位」是基本功。「奪胎換骨」是基本功。「小說家傾注於人物之強烈情感、傾注於事件之強烈情感」也只是基本功。正因其屬於極基本之細節，最基礎之下層建築材料，因此頗容易被某些更醒目的、小說建築完成後之「全景」所遮蔽。於此，不夠細心的讀者或批評家可能會忽略，無論其「全景」之呈現為何，如若缺乏基本功，那麼此一藝術品必然便稱不上是一部好作品──因為那傾注之情感（無論此一情感是冷酷、同情、鄙夷、嘲諷、震駭，或是溫柔）往往正是小說之核心；小說此一藝術形式如若有任何「深刻」之可能，即在於此。那是超越在所有「全景」之上的靈光，在我看來，絕非任何其他後設之所謂全景能夠取代。而如何直視其核心，直視其深刻，而非為其「全景」所遮蔽，則是評論者的責任了。

這是小說藝術的難處──心智之侵蝕、心力之耗損，藝術之冷血嗜血盡在於此。而這同時也是評論者的難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