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份與父共帽的心情，說得高些，是感恩，說得重些，是贖罪。不幸，連最後的這一點憑藉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2008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變化，其間有得有失。這一年我自己年屆八十，其間也得失互見：得者不少，難以細表，失者不多，卻有一件難過至今。我失去了一頂帽子。
一頂帽子值得那麼難過嗎？當然不值得，如果是一頂普通的帽子，甚至是高價的名牌。但是去年我失去的那頂，不幸失去的那一頂，絕不普通。
帥氣，神氣的帽子我戴過許多頂，頭髮白了稀了之後尤其喜歡戴帽。一頂帥帽遮羞之功，遠超過假髮。邱吉爾和戴高樂同為二戰之英雄，但是戴高樂戴了高帽尤其英雄，所以戴高樂戴高帽而樂之，也所以我從未見過戴高樂不戴高帽。
戴高樂那頂高盧軍帽丟過沒有，我不得而知。我自己好不容易選得合頭的幾頂帥帽，卻無一久留，全都不告而別。其中包括兩頂蘇格蘭呢帽，一頂大概是掉在英國北境某餐廳，另一頂則應遺失在莫斯科某旅館。還有第三頂是在加拿大維多利亞港的布恰花園所購，白底紅字，狀若戴高樂的圓筒鴨舌軍帽而其筒較低；當日戴之招搖過市，風光了一時，後竟不明所終。
一個人一生最容易丟失也丟得最多的，該是帽與傘。其實傘也是一種帽子，雖然不戴在頭上，畢竟也是為遮頭而設，而兩者所以易失，也都是為了主人要出門，所以終於和主人永訣，更都是因為同屬身外之物，一旦離手離頭，幾次轉身就給主人忘了。
帽子有關風流形象。獨孤信出獵暮歸，馳馬入城，其帽微側，吏人慕之，翌晨戴帽盡側。千年之後，納蘭性德的詞集亦稱《側帽》。孟嘉重九登高，風吹落帽，渾然不覺。桓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孟嘉也作文以答，傳為佳話，更成登高典故。杜甫七律〈九日藍田崔氏莊〉並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之句。他的〈飲中八仙歌〉更寫飲者的狂態：「張旭三杯著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儘管如此，失帽卻與風流無關，只和落拓有份。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我八秩慶生，舉辦了書刊手稿展覽，並邀我重回沙田去簽書、演講。現場相當熱鬧，用媒體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人氣頗旺。聯合書院更編印了一冊精美的場刊，圖文並茂地呈現我香港時期十一年，在學府與文壇的各種活動，題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學生命》，在現場送給觀眾。典禮由黃國彬教授代表文學院致詞，除了聯合書院馮國培院長、圖書館潘明珠副館長、中文系陳雄根主任等主辦人之外，與會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盧瑋鑾、張雙慶、楊鍾基等，令我深感溫馨。放眼台下，昔日的高足如黃坤堯、黃秀蓮、樊善標、何杏楓等，如今也已作了老師，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講的聽眾多為學生，由中學老師帶領而來。講畢照例要簽書，為了促使長龍蠕動得較快，簽名也必須加速。不過今日的粉絲不比往年，索簽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簽書、簽筆記本、簽便條、簽書包、簽學生證，還要題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贈言，當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簽人即興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麼whay？恩惠的惠嗎？」「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頭。」亂軍之中，常常被這麼亂喊口令。不僅如此，一粉絲在桌前索簽，另一粉絲卻在你椅後催你抬頭、停筆、對準眾多相機裡的某一鏡頭，與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夾縫之中又有第三隻手伸來，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這時你必須全神貫注，以免出錯。你的手上，忽然是握著自己的筆，忽然是他人遞過來的，所以常會掉筆。你想喝茶，卻鞭長莫及。你想脫衣，卻勻不出手。你內急已久，早應洩洪，卻不容你抽身疾退。這時，你真難身外分身，來護筆、護表、護稿，扶杯。主辦人焦待於漩渦之外，不知該縱容或喝止炒熱了的粉絲。
去年底在中文大學演講的那一次，聽眾之盛況不能算怎麼擁擠，但也足以令我窮於應付，心神難專。等到曲終人散，又急於趕赴晚宴，不遑檢視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終無法定神查看。餐後走到戶外，準備上車，天寒風起，需要戴帽，連忙逐袋尋找。這才發現，我的帽子不見了。
事後幾位主人回去現場，又向接送的車中尋找，都不見帽子蹤影。我存和我，夫妻倆像偵探，合力苦思，最後確見那帽子是在何時，何地，所以應該排除在某地，某時失去的可能，諸如此類過程。機場話別時，我仍不放心，還諄諄囑咐潘明珠、樊善標，如果尋獲，務必寄回高雄給我。半個月後，他們把我因「積重難返」而留下的獎牌、贈書、禮品等等寄到台灣。包裹層層解開，真相揭曉，那頂可憐的帽子，終於是丟定了 。
僅僅為了一頂帽子，無論有多貴或是多罕見，本來也不會令我如此大驚小怪。但是那頂帽子不是我買來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為人子繼承得來的。那是我父親生前戴過的，後來成了他身後的遺物，我存整理所發現，不忍逕棄，就說動我且戴起來。果然正合我頭，而且款式瀟灑，毛色可親，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頂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後高，戴在頭上，由後腦斜壓向前額，有優雅的緩緩坡度，大致上可稱貝瑞軟帽（beret），常覆在法國人頭頂。至於毛色，則圓頂部分呈淺陶土色，看來溫暖體貼。四周部分則前窄後寬，織成細密的十字花紋，為淡米黃色。戴在我的頭上，倜儻風流，有歐洲名士的超逸，不只一次贏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睞。但帽內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氣愈寒，尤其風大，帽內就愈加溫暖，髣髴父親的手掌正護在我頭上，掌心對著腦門。畢竟，同樣的這一頂溫暖曾經覆蓋過父親，如今移愛到我的頭上，恩佑兩代，不愧是父子相傳的忠厚家臣。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雙親之愛，才有今日之我。當年父親愛我，應該不遜於母親。但小時我不常在他身邊，始終呵護著我庇佑著我的，甚至在抗戰淪陷區逃難，生死同命的，是母親。呵護之親，操作之勞，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沒有為我做過？反之，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打過我，甚至也從未對我疾言厲色，所以絕非什麼嚴父。不過父子之間始終也不親熱。小時他倒是常對我講論聖賢之道，勉勵我要立志立功。長夏的蟬聲裡，倒是有好幾次父子倆坐在一起看書：他靠在躺椅上看《綱鑑易知錄》，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國演義》。冬夜的桐油燈下，他更多次為我啟蒙，苦口婆心引領我進入古文的世界，點醒了我的漢魄唐魂。張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韓愈啦，都是他介紹我初識的。
後來做父親的漸漸老了，做兒子的越長大了，各忙各的。他宦遊在外，或是長期出差數下南洋，或擔任同鄉會理事長，投入鄉情僑務；我則學府文壇，燭燒兩頭，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關節病苦於腳痛，時發時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於失明。廿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學之聘，由香港來高雄定居。我存即毅然賣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親、她的母親一起接來高雄安頓。
許多年來，父親的病情與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顧，並得我岳母操勞陪伴。身為他的獨子，我卻未能經常省視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醫院的加護病房，母親臨終時的淚眼，諄諄叮囑：「爸爸你要好好照顧。」實在愧疚無已。父親和母親鶼鰈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賴。只記得他們大吵過一次，卻幾乎不曾小吵。母親逝於五十三歲，長她十歲的父親，儘管親友屢來勸婚，卻終不再娶，鰥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還是忍年，九十七歲。
可憐的老人，以風燭之年獨承失明與痛風之苦，又不能看報看電視以遣憂，只有一架骨董收音機喋喋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麼呢？除了亡妻和歷歷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獨子為什麼不常在身邊。而即使在身邊時，也從未陪他久聊一會，更從未握他的手或緊緊擁抱住他的病軀。更別提四個可愛的孫女，都長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聽得見誰的聲音？
長壽的代價，是滄桑。
所以在遺物之中竟還保有他常戴的帽子，無異是繼承了最重要的遺產。父親在世，我對他愛得不夠，而孺慕耿耿也始終未能充分表達。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遺憾，而自他去後，我遺憾更多。幸而還留下這麼一頂帽子，未隨碑石俱冷，尚有餘溫，讓我戴上，幻覺未盡的父子之情，並未告終，幻覺依靠這靈媒之介，猶可貫通陰陽，串連兩代，一時還不致逕將上一個戴帽人完全淡忘。這一份與父共帽的心情，說得高些，是感恩，說得重些，是贖罪。不幸，連最後的這一點憑藉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來時，風勢助威，我站在歲末的風中，倍加畏冷。對不起，父親。對不起，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