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誕生”

    沒有明確的文化政策，不代表沒有文化政策，只是沒有用文字說明罷了，只要一個地方的政府，它動用公共資源去執行文化事務時，文化政策便出現了，因為它必然帶有選擇性和傾向性。所以，說澳門沒有文化政策是不對的，只能說澳門沒有一個具透明度的，可供公衆檢視、討論、回應的文化政策文件而已。

    澳門每年投放在文化藝術的公共資源實在不少，雖然政出多門，又沒有一個透明的讓公衆了解澳門文化政策的平台，但我們還是可以在文化遺產的保護、推廣方式，在衆多官辦的藝文節目中看到一點“政策”的端倪。

    不管回歸前或回歸後，澳門其實一直是個有“文化政策”的地方，只是傾向點不同而已，否則今天我們便不會在街上看見那麼多被保留的文物建築，也不會有那麼多文化社團登記在政府的社團名冊上。〇九年兩個主要的官辦演藝機構：文化中心和演藝學院都作出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革新”，這些“革新”都是“誕生”出來的。它們是一個官辦劇團的誕生及“一個音樂劇的誕生”，那不是個別事件，是一整個愈來愈清晰的文化政策，這些“誕生”即使最初並非從政策中出來，也無意間共同建構成一種“政策”。

    打從二〇〇五年澳門經濟發展起飛開始，政府在文化藝術上的資源投放也不斷提高，不過用來壯大的不是民間藝術發展，而是官方的藝術殿堂，文化局演藝學院全日制舞蹈及音樂課程先後誕生，然後就是戲劇學校下面的澳門靑年劇團；2005年也是澳門文化中心節目管理權回收到民署手中的一年，澳門唯一的正規演藝場所，大部分節目都由官方買入及製作，起初還有些跟本地藝團合作的節目，但近年這窗口已漸漸縮小，今年僅存的“黑盒劇場”系列看來明年也要關起來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中心自行包辦培訓、創作和製作的本地節目；文化中心以外，仍然未有新建的，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演出，為藝團提供透過劇藝發聲的表演場所，有意無意間，強迫着文化藝術的多元創意，向着單一的空間靠攏，有助文化話語權的高度集中。（〇九劇場回顧·七） 

    踱 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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