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學校」看似一個具體的對象，但實質上只是一個「集合體」。

「學校」裏有教師、學生、職員，有教室、實驗室、圖書館，有社團、活動和校規。「每一個獨立的人事物」都不直接等同於「學校」，而「學校」也不一定非得需要「每一個獨立的人事物」。

換言之，人員來來去去、設備增新汰舊、活動年年變換，但「學校」依然存在。

那麼，誰能代表「學校」發言，誰能決定「學校」的走向？或者是「誰」的「權利」能夠真正得到「保障」？

在大學兼課至今已經快要十五年了，從博一新生時站在講台上的膽怯心虛，至今或許可以稱得上談笑風聲，但我還是一直在摸索著該如何與各校執事者互動。

在我的心中，一直潛藏著某種危機與焦慮：下個學年，是否還能繼續兼任？

也因此，各校所提出的要求，我都認真配合。有時甚至覺得自己像是為了博取執事者歡欣一般，為了在對方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我簡直是「樂意」且「欣喜」地把被交待的事物，當成對方對我的看重與期待。

於是開會、出題、閱卷、審閱文學獎作品、編輯教材等等，或有酬、或無酬，就這麼陸陸續續「樂意地配合」著。直到這個星期在某校開了一場關於「教材同整」的會議後，我突然像被雷轟到一樣，醒了過來！

在演講中，這才得以了解為何近二年來，我任課的各所大學「國文課程」都紛紛要求「同整教學內容」。原來這是「教育部」的美意，也是某些憂心未來「國文」課程會在愈來愈技職化的大學生態中被「拿掉」的教授，所提出的「搶救國文計畫」。

演講者說明，她認為唯有「國文」被視為「共同科」，才能免於被「通識化」的結果。所謂「共同科」意即學校中每一位學生所接受的「國文課程」是統一的，最好能有「會考」衡量出學生的學習成效，才能受到各科系教授的認同；一旦被「通識化」，則很可能因為缺乏「共同教材」，無法具體得出學習成效，而被各系質疑學習的必要，最後走入被「取消」的命運。

演講者憂心忡忡的說：「向來，主導國文教學的都是『非中文系』的教授！他們認為大學生最需要的國文能力是：口語表達、報告書寫、企畫製作等『應用能力』，反而忽略了『文學鑑賞』與『生命關懷』的內容。」

主要因為前者容易「評量」、得見「成效」、具實用目的；後者難以「評估」、缺乏「效率」，短期間看不到具體的改變。

所以為了迎合這些「非中文系」的主事者，為了要得到「量化的數據」來顯示「教學的成效」，最好能舉行「會考」，以測量出學生學習的效果！

於是啊！政策一決定，各校主持「國文課程」的單位，為了「表現」給教育部看，在「課程綱要」上的的確確「快速」地「統一」了，但是「過程」卻烏煙瘴氣！

其中，某校主任表面上邀請所有國文老師開會，並充分讓老師們發言。原以為主任頗具誠意地匯聚各個老師的意見再修改課綱，沒想到當我們都發言完畢後，他卻道：「雖然各位老師的意見都很好，但為免紛爭、麻煩，我已經將未來的『課綱』全擬好了。請大家配合！」

一句「請大家配合」，我們這些兼任的國文老師們，各個啞口無言，幾乎沒有人敢發出質疑的聲音。為什麼？因為大家心知肚明：主任有決定我們去留的權力！

於是我有一名學妹堅持教學自主，「壯烈」地在下個學期自動請辭；我沒那個勇氣，只好窩囊的「配合」改革，砸下時間，埋頭備課。

雖說這番準備自己其實收穫良多，但卻明顯的感受到「學生學習欲望的低落」！以往我在帶領自己熟悉擅長的作品時，學生反應良好；而今教授共同教材時，學生對於這些作品實在興趣闕如。那麼究竟「誰」受惠了？

除此之外，讓我不再「樂意配合」各校事務的主要原因，則是因為這學期發生了另一件事。

這學期，我在某校教授二個班級的大一國文課程，其中一個教室是由他系支援，教室中雖然有「陽春電腦」和「投影機」，但第一週上課時，該系所「不願出借」！

我「親自」去該系所辦公室借用，但助教態度明確的說「不外借給他系」使用。對方不外借設備的原因是說：當初課務組只要求支援「教室」，沒有提到「設備」。所以教室雖有設備，卻無法使用！

我於是回中文系請助教協商，助教打電話去溝通，對方勉強答應，但千交待萬交待，一定要系主任親自打電話向對方主任接洽，好不容易這才可以使用。

不過，後來有一堂課我讓學生看影片，教室裏那台陽春電腦沒有DVD播放軟體，所以我從家裏背了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可是因為要使用喇叭，我向該系借「音源線」時，又踢到鐵板！

我質疑的是：國文是「全校學生」選修的課程，也就是說，班上的學生來自全校各系，我的班上甚至也有「該系」的學生。難道這些學生因為選到了「兼任老師」的課，所以他們活該倒楣要在比較差的教室環境中上課嗎？

各系支援共同課程時，其實都是把較差的教室讓出來，所以設備原本就不甚好，尤其是兼任老師所帶的班級，更不容易被分配到好教室。

不過我的情況還算好的！只有今年遇到這讓人氣惱的事！聽另一位兼任老師說，她去年是在「地下室」上課，不但連基本的麥克風設備都沒有，地上還會冒出污水；這學期雖然換到了有麥克風設備的教室，麥克風一接上去就發出「ㄎㄧ～」的尖銳聲。更無辜的是接連兩個學年，她的「教學意見調查」中，學生都把「設備差」的問題怪罪到「她」的頭上去了！

這個學期末，我接到助教的e-mail，告知下學期我這個班級要「換教室」了，原本高興了一下，以為可以擺脫那間討厭的教室，再仔細看才發現「該系」給了一間「只有麥克風設備」的教室！

我氣急敗壞的回信「要求」助教，一定要為我安排一間有「電腦講桌」的教室，助教雖有難色，但仍勉強答應。只不過尚未成定局，還不曉得究竟結果會如何？

以往，當我在家裏忙著處理那些「樂意配合」的事務時，老公總愛在旁叼唸，說我自找麻煩。那時我尚不覺得有什麼麻煩可言，並且自以為這是做好人際關係的必要條件：人家願意請你幫忙，是因為看重你的能力！

可是慢慢的我發現，即使做了這些事，主事者似乎並不因此對你另眼相看，不但沒有獲得什麼具體的回饋，這所學校也不會因此而重用你。就像接case一樣，一個case一、二仟，做完工領完錢，主事者達成學校交待的任務，而你呢？只不過是領廉價工錢的高級勞工。

開「同整教材」會議當天，演講者熱心積極地向在座的十位「兼任老師」說明國文課程必須「共同化」的好處，她說：「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如果不好好改革，只貪圖一時便利，每個人教自己擅長的教材，那麼有一天，國文課一定會被排擠掉！」。

我心裏想：「我們真的在同一條船上嗎？」那麼翻船的時候，你們（專任老師）會拉我們（兼任老師）一把嗎？還是我們只是船上的「划槳者」，雖然沒有被奴役，但是你們一個口令，我們不是就得要一個動作嗎？

以後，我將採取消極配合的態度了，該是我的職責所在我一定遵守，而且盡力做到最好；至於那些額外的工作，留給需要被肯定的能者吧！

在前幾天的「統整教材」會議上，我按捺不住情緒地「激動發言」了，把其他學校在執行面上的粗糙手法抱怨了出來，希望該校能夠比較細膩的處理教材同整的過程。所以主事者當時非常委婉的說：「只是希望能陸續朝向『統一教材』的方向發展，下學期還不至於立即施行。」

我當天之所以「激動」的原因，並非在「教材統一」的這件事，而是會場中原本三位專任教師，後來只剩一位，其餘全都是兼任老師，我實在不知道這場會議的作用是什麼？我們有置喙的餘地嗎？

「兼任老師」能影響這件政策嗎？當該執事的專任教師在會場上說：「希望『有使命感』的老師，可以加入教材改革委員，每個月開一次會，共同討論教材的內容。」

這段話就此結束！後面沒有提到任何酬勞。是的！我想，所謂的「教材改革」委員，恐怕也只是每次開會時「給你一個便當」，慰勞一下而已。

不是我勢利、沒使命感，而是這麼做，有誰會真的感激呢？